北京那块金牌的热乎气还没散，第二样东西就来了。 说起来，无遮挡发球的规矩早在二〇〇二年就写进了条文——发球时，从抛球到击球，球必须始终让接球方看得见。可那几年执行得松，裁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都觉得是抬抬手的事。缪龙心眼活，早在那会儿就摸出了一条缝：他不违规，他贴着线走。他的招牌发球是一记低抛快发，抛球压得极低，出手极快，非持拍手抬到胸前，身子微微一转，就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接球的人根本来不及看清球是从他手心的哪个角度、蹭着胶皮的哪个部位出去的——等看清，球已经到了台上。 这一手，是缪龙前四板抢攻的开关。厉欢当年那份十一分制的报告说得明白：新赛制下，前四板得分占了六成三。缪龙这几年拼命练的，就是靠一记看不透的发球，先把主动权攥进手里，再抢那两三板。可以说，北京那块金牌里，有小半是这记发球挣来的。 二〇〇九年春天，一份技术通知发了下来。 不是新规。是对老规矩的"进一步明确"。通知把无遮挡发球拆成了几条细的：抛球必须近乎垂直，高度不得低于十六厘米；非持拍手在击球前必须及时移开，不得停留在球与接球方之间；持拍手的前臂、手腕，在击球一刻不得对球形成任何遮挡。末了还加了一句——各级裁判须严格执行，不得从宽。 缪龙第一次在国际赛上吃这一套，是那年四月一站公开赛。他上手就是那记低抛快发。副裁判的手举了起来，判罚，重发。他愣了一下，换了个角度再发，手举起来，又判。一局里他那记招牌发球被判了三次，判得他手心冒汗——那都是他闭着眼睛发了十年的球，从来没人说过一个字，现在成了犯规。 他改成老老实实的高抛，球看得清清楚楚，可那球一清楚，就没了威胁——接球的人早早看透旋转，一板拧过来，缪龙的前四板抢攻，开关坏了。那站比赛他输得莫名其妙，输给了平时能赢的人。回到房间他坐了半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不是他手生了，是有人把他手里那把钥匙，从锁眼里抽走了。 吃这一套的不只他一个。那站比赛，队里几个靠发球吃饭的年轻人都被判得满头雾水，一个小将一局里被判了五次，最后发球手都拖了。可对面那些人——伯格、维克托，还有那一批穿缺口圆队服的，没一个被判。他们的发球从一开始就是明明白白的，抛球高、手早早移开、一点不遮，靠的不是看不透，是发完那一板拧拉。缪龙看在眼里，心里一凉：这条规矩剔的是中国队的发球，砍的是他们从小练的那套"藏"；而人家那套发完就抢的打法，早就写在那本公开发卖的手册里了。又是同一套路数：把你最得意的东西定为违规，再把他们早已练好的东西定为标准。 厉欢没多久就把那份东西找齐了。还是老路子——托赴外的教练、查外文的技术公报、对着开会的名单一行行看。她把一份中译的技术委员会文件放到缪龙面前，附录里，起草与咨询的名单上，倒数第几行，印着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名字：Z. Mi，后头跟着那个德文地名。 跟九年前那份大球评估，一个格式，一个手。 "他没坐在裁判席上，"厉欢说，声音很平，"他坐在写规矩的那张桌子上。裁判只是照着念。" 总结会上又炸了锅。有人拍桌子，说这是冲着中国队来的，要反映，要申诉。宋振邦听完，把手里那份通知往桌上一放，说："反映得反映。但你们心里要有数——人家这条，字面上没错，无遮挡发球，谁能说不对？一国一票，一百多个协会，咱们一票。上回大球是这么过的，十一分是这么过的，无机也是。这回还是。"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反映往上递。台上的球，自己想法子打。"散会时他叫住缪龙，又说了一句："你发球好，你改得过来。队里那几个小的改不过来的，就完了。"缪龙听出了这句话底下的凉意——不是每个人都能重来一回。 缪龙盯着那行字，忽然想起灵堂里那句——纸是可以重印的。这些年他一样样地看它应验：大球、十一分、无机胶水，现在，是发球。可这一样，跟前头几样不一样。大球削的是旋转，无机削的是手艺，那都还是"东西"；这回削掉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手绝活，是他脑子里那点狡黠，是"缪龙"这两个字里最像他的那一部分。 那天夜里，他一个人在录像室，翻出一盘自己早年的比赛带子。屏幕里那个二十几岁的缪龙，低抛，一转身，发出那记看不透的球，对面的人扑了个空。他把这一下倒回去，又放一遍，又倒回去。看了十几遍。他忽然觉得，屏幕里那个发球的人，跟他现在隔着的，不是十年，是一条画好的线——线的这头，那记球是他的看家本领；线的那头，同样一记球，是犯规。他没变，规矩变了。他站在原地，就被划到了线外。 像一九九六年那张名单。名字没错，人没错，笔一落，就被划到了外头。 屏幕里那个年轻的自己又发了一记，这回缪龙没看手，闭上眼听。那记球出手时胶皮"嗒"的一下，尾音短而干，是他闭着眼都能认出的声音。他忽然明白一件事：他那记发球厉害的，不只是手看不透，是他的手和他的耳朵合在一处——发得多隐，他自己就听得多清楚，下一板抢什么位置，心里早有了谱。现在发球改了，连带着那份默契一块儿拆掉了。他要重新把耳朵和新发球接上，像当年把听旋转从大球里练回来一样，从头来。 改发球比改胶、改打法都难。胶皮是死的，打法是自己的腿脚，可发球里那点"看不透"，是天分，是十年攒下来的手感，说没就没了。老周这回帮不上忙——这不是器材，片刀削不出一记合规又刁钻的发球。缪龙只能自己泡在台前，一个球一个球地重新找。他试勾手，试逆旋转，试把落点压到极限的短，试用第一板抢冲去补发球丢掉的那点主动。他把程亮拉来，让他站在接球位，只要看出一点旋转就喊出来；喊得出来的，就是失败的球。头一个月，程亮几乎每个都喊得出来。 他那年三十三。改一记发球，他练了大半年，练到程亮十个里只喊得出三四个，才勉强敢在比赛里用。练成的那记新发球，比原来那记差着一口气——他自己心里有数。可他没别的办法。厉欢替他算过一笔账：用旧发球那两年，他的发球轮直接得分加上发球抢攻，能占到三成；换了新发球，这一块揉下来，只剩一成出头。她把那张表摆在他面前，又把笔一放："少的那两成，得从别的地方长回来。你不能靠发球先声夺人了，那就得敢第一板就上手抢，把主动从相持里抢回来。"缪龙知道她说得对。他把新发球后那一板抢冲练了又练，把自己从'发球骗人'硬改成'上手抢杀'。钥匙没了，他就把门硬撞开。他把这条也抄进了孙有田的第二本笔记，抄在那列台阶的最底下，一共五级了：大球，十一分，无遮挡，无机，发球。 他在旁边写了一行： "他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我。删到最后，台上还站着的那个人，还是不是我。" 写完他坐了很久。窗外北京的春天刮着风，杨絮糊了半扇窗。他想起伯格在混合区说的那句话——两年后，莫斯科。他掰着指头算，二〇〇九，还有一年。 一年后是莫斯科。他那时还不知道，莫斯科等着他的，不只是一支练齐了的军团，还有他自己那条快到头的右肩。他只知道，家底被一样一样地削，他还得往前打。删掉一样，他补一样。补得动，就还没输。 他把新发球又发了两百个，才关灯回去。风声里，那记球出手的声音，跟从前到底还是不一样了。他听得出来。可他没别的耳朵，只能听着它，继续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