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下午两点四十，薛怀把车停在老街口，步行往里走。 南城老街是九十年代留下来的，两边全是三四层高的砖楼，底层开着各种小店，卖茶叶的、裁缝铺、修锁的、老式理发店。新城区那边早已高楼林立，这片老街区却像被时间遗忘了一样，连招牌都是手写的。 静心茶馆在老街中段，门脸不大，木头门框上挂着块褪了色的匾。薛怀推门进去，里面就两桌客人，都是附近退休的老头在打牌。老板娘认得他，冲他点了下头，把他领到靠窗的一张桌子。 "等人？"老板娘问。 "嗯。泡壶龙井。" 薛怀坐下来，面朝门口。他习惯坐在能看见入口的位置——做法医的人职业病，任何时候都想掌控视野内的信息。 他提前来了二十分钟，不是性子急，是要先观察一下环境。茶馆前后两个门，正门临街，后门通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堆着几张破桌子和一摞蜂窝煤。如果谈话内容敏感，坐在靠窗的位置既能看到街面，又能压低声音不被邻桌听见。 两点五十五分，鲍鸿出现在老街口。 薛怀透过窗户看见她从街角走过来。比他想象的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短发，穿一件灰色棉质外套，背一个帆布包。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既不像赴约的紧张，也不像闲逛的随意。她走到茶馆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往里看了一眼，然后推门进来。 "薛老师。"鲍鸿站在桌前，微微点了下头。 "坐。"薛怀示意对面的椅子。 鲍鸿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膝上。老板娘端来一壶茶，给两人各倒了一杯。鲍鸿双手捧着杯子暖了暖手，没有急着说话。 薛怀打量了她几秒钟。面前的女人面容清瘦，眼神很安静，不像做采访的样子。做采访的人通常一坐下就掏本子掏录音笔，急着进入正题。鲍鸿什么都没掏，只是端着茶杯，等他先开口。 "鲍小姐，你那个专题报道，做了多久了？" "快两年了。"鲍鸿说，"断断续续的，主要是采访一些退休的老公安，聊他们当年的工作经历。" "采访了哪些人？" "不多。有几个退休的派出所老所长，一个前纪委的干部，还有两个退休法医——不过都不是南城局的。" "为什么找上我？" 鲍鸿放下茶杯，看着他的眼睛："因为您是南城局在岗时间最长的法医。从1996年到现在，快三十年了。南城公安系统这些年的变化，您是最清楚的。" 这个理由说得通。但薛怀要的不是说得通的理由。 "鲍小姐，咱们都别绕弯子。"薛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杯子放下，"你姓鲍。南城公安局前任局长鲍建国，跟你什么关系？" 茶馆里打牌的老头们哗啦哗啦地洗牌，没人注意这边的角落。 鲍鸿的表情没有变化。她似乎早就料到薛怀会问这个问题。 "他是我父亲。" 直截了当，没有犹豫，也没有解释。 薛怀点了点头："那你打电话找我，不是什么专题报道的事。" 鲍鸿沉默了几秒钟。她把帆布包放到旁边的空椅子上，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硬皮笔记本，放在桌上。 "薛老师，我先回答您的问题。专题报道是真的，我确实在做。但找您——不只是为了报道。"她顿了顿，"我想知道我父亲在南城局到底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四个字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 薛怀没有接话，等她继续说。 "我父亲2017年去世。官方结论是急性心肌梗死，在家里发作的。当时我在外地，接到邻居的电话赶回来，到的时候急救车已经走了。"鲍鸿的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事实，"人是在书房里发现的，坐在椅子上，桌上摊着一些文件。" "你发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 "坐在书桌后面，头歪向一边。手边有一个打翻的茶杯，茶水洒了一桌。脸色发青，嘴唇紫的。我进去的时候身体已经凉了。" 薛怀注意到一个细节："你说你赶到的时候急救车已经走了？" "对。邻居打电话叫的急救车，我接到电话也往回赶。但我从外地回来，路上要两个多小时。邻居说急救车到了之后看了一下就说人已经不行了，没有拉走。" "急救人员做了什么处理？" "我不知道。我到的时候急救车已经走了，只有邻居在门口等着。邻居说急救人员看了一眼，摸了脉搏，说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薛怀皱了下眉。按正常流程，急救人员到场后如果确认死亡，应该做心电图确认，然后出具死亡证明。但如果家属不在场，急救人员通常会等家属来了再走，或者通知殡仪馆。 "谁通知的殡仪馆？" "邻居帮着打的电话。我到家的时候大概四十分钟后殡仪馆的车来了。" "当时有没有报警？" 鲍鸿摇了摇头："没有。邻居和我都以为是心脏病发作——我父亲有高血压，一直在吃药。急救人员也没说有别的可能。" "你父亲的遗体——" "已经火化了。"鲍鸿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但很快压了回去，"第三天就火化了。" 第三天火化。薛怀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个时间。正常情况下，退休干部去世，单位会有人来帮忙处理后事。如果有人想尽快火化—— "当时有没有人来过？公安局的人？" 鲍鸿想了想："有。我父亲退休前单位的几个人来过，帮忙料理后事。其中一个姓韩的——" "韩雨？" 鲍鸿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韩雨。又是韩雨。 "他做了什么？" "他来了之后帮着协调了一下殡仪馆的事，加快了流程。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有人帮忙就觉得感激，没想别的。后来回想起来……"鲍鸿没有说完。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火化得太快了？" 鲍鸿没有回答，但她的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薛怀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现在手里多了一条线索：韩雨在鲍建国死后第二天就介入了后事处理，并且推动了快速火化。 如果鲍建国的死有什么问题，火化之后就连验尸的可能都没有了。没有尸检，没有毒物检测，没有任何物证保留。只有一张死亡证明和一份急救记录。 "鲍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不是马上。"鲍鸿把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一些东西，薛怀看到几页上贴着便签纸，做了标记，"父亲去世后大概半年，我整理他的遗物。书房里的东西都被我收进了箱子里——当时太难受了，没心思看。半年后才有勇气打开。" "发现了什么？" "父亲的笔记本。他有一个习惯，每天会在本子上写几句话，不多，就一两行，像日记但不是日记。我翻到2017年去世前那几个月的内容，发现有几页被撕掉了。" "撕掉的？" "对。撕痕不整齐，是匆匆忙忙撕的。我数了一下，一共缺了七页。缺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去世前一个月。" 薛怀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一个人在死前一个月撕掉了日记里的七页纸——他在隐藏什么？或者说，他在销毁什么？ "你手里有这个笔记本？" "有。"鲍鸿把帆布包拉过来，从里面取出一个旧笔记本——不是桌上那个黑色的，是一个棕色封皮的皮面笔记本，已经有些磨损了。 她把笔记本递给薛怀。 薛怀接过来，小心地翻开。字迹不大，写得很工整，是一个老派人的书写习惯。内容确实很简短，每天就一两行： "3月12日，晴。去局里取退休证，碰到老马，聊了几句。" "3月15日，阴。腰疼，没出门。鲍鸿打电话来，说周末回来。" "3月20日，小雨。整理旧文件。有些东西该处理掉了。" 薛怀一页一页地往后翻。越到后面，内容越简短，有时候只有几个字。到了2017年8月中旬——鲍建国是9月去世的——笔记突然中断了几天，然后又恢复，但字迹明显比之前潦草。 "8月15日，雨。有些事瞒不住了。" "8月22日，晴。韩来坐了一会儿，聊了很久。不欢而散。" "8月28日，阴。把柜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9月2日，晴。该做个了断了。" 然后就是被撕掉的七页。再往后就没有了。 薛怀把这几条翻拍了，存进手机里。然后合上笔记本，还给鲍鸿。 "鲍小姐，你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和韩雨见过面，而且'不欢而散'。他还在笔记里提到'有些事瞒不住了'和'该做个了断了'。然后那七页纸被撕掉了，再然后他就死了。" 鲍鸿一直看着他的脸，试图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什么。 "薛老师，您觉得我父亲的死——" "我现在不能下结论。"薛怀打断了她，"但有几件事我可以告诉你。" 他伸出手，一根一根手指地数： "第一，你父亲在任时建立了一套秘密档案系统，不在正式档案系统里登记。这套档案里存放的是被他干预过的案件卷宗。" 鲍鸿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但没有开口。 "第二，其中至少两起案件的法医勘验报告是伪造的——一份是涂改了物证记录，另一份是冒充了我的签名。" "第三，你父亲的笔记里提到'韩来坐了一会儿，不欢而散'——这个韩，是韩雨。韩雨是你父亲一手提拔的，现在还是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第四，你父亲去世后，韩雨第一时间介入了后事处理，并且推动了快速火化。" 鲍鸿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她低下头，盯着桌上的茶杯看了好一会儿。 "薛老师，"她抬起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父亲——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薛怀想了想，选择了一个最诚实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从A区档案的内容来看，你父亲干预了至少十二起案件的调查。有些是压下去不查了，有些是改了证据记录。这些事情的性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鲍鸿点了点头。她当然知道。一个公安局长干预案件、篡改证据，这不是小事。 "但我找你，不是想替我父亲辩护。"鲍鸿说，"我想知道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什么。" 薛怀看着她的眼睛。很多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们只是想找人确认自己想相信的东西。但鲍鸿的眼神不像。她是真的想要真相，哪怕这个真相对她不利。 "那我告诉你下一步该做什么。"薛怀说。 "什么？" "你父亲手里有一把A区档案柜的钥匙。他去世之后，钥匙没有归还。你整理遗物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一把小铜钥匙？" 鲍鸿的眼睛亮了一下："有。" 她从帆布包的夹层里摸出一个小布袋，打开，里面躺着一把铜钥匙，已经氧化发黑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开什么锁的。父亲的东西我分类整理过，这把钥匙和他的退休证放在一起。" 薛怀接过来看了看。钥匙的齿型和A区铁皮柜的锁型吻合——他这几天开那个柜子开熟了，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把钥匙，能打开A区档案柜。" 鲍鸿的手在桌面上收紧了一下。 "那柜子里——那些卷宗——" "我之前打开看了两个。还有十个没看。另外有一个——第三号——从一开始就不在柜子里，是缺失的。" "缺失？" "对。十三编号，缺第三号。那个位置是空的。" 鲍鸿把笔记本翻到一页，上面写着几行字。薛怀看到她在纸上画了一个时间线——鲍建国的生平大事，从参加工作到去世，按年份排列。 "如果第三号卷宗不在柜子里，那它要么被单独藏在了别的地方，要么被销毁了。"鲍鸿说，"但如果是销毁，为什么其他卷宗都留着，偏偏销毁第三号？" "所以它更可能被藏起来了。" "而且是我父亲藏的。" 薛怀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茶馆里的老头们已经散了一桌，老板娘在擦桌子。窗外的老街铺了一层薄薄的阳光，梧桐树的影子在青石板路上晃。 "薛老师，"鲍鸿合上笔记本，"我想跟您合作。" "什么意思？" "您在查A区档案，我也在查我父亲的死因。这两件事可能是同一件事。"她看着薛怀，"您有专业能力和局里的资源，我有我父亲的遗物和这些年我自己的调查积累。我们互通信息，各取所需。" 薛怀没有立刻回答。他不是一个喜欢和人合作的人——二十年的法医工作让他习惯了独来独往。但他也清楚，自己现在面对的东西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有两个条件。"薛怀说。 "您说。" "第一，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录音，不留文字记录。需要记的东西各自记在脑子里。" "可以。" "第二，在搞清楚状况之前，不告诉第三个人。任何人。" "包括您局里的同事？" "尤其是局里的同事。" 鲍鸿想了想，点了点头："我同意。" 薛怀端起茶杯，把最后一口凉茶喝完。 "今天先到这里。回去之后你把你父亲遗物里和公安有关的东西再仔细整理一遍——文件、照片、钥匙、存储设备，什么都行。列个清单，不用写具体内容，写类别就行。" "好。" "还有一件事。"薛怀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放在桌上，"你父亲的笔记本里提到'8月28日，把柜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如果他在去世前整理过A区档案，那他可能从里面拿走了什么——或者放进了什么。" 鲍鸿也站了起来："您的意思是——他可能往里面放了东西？" "有可能。一个觉得自己快要死的人，会本能地安排后事。有些人写遗书，有些人藏东西。你父亲把日记里的七页纸撕了，说明他不想让人看到某些内容。但他同时又'整理了柜子里的东西'——如果他要把东西销毁，直接烧了就行，不需要'整理'。整理意味着分类、筛选。他在决定什么该留、什么该带走。" "带走——带到棺材里？" "或者藏到别的地方。" 鲍鸿把帆布包背好，站在茶馆门口犹豫了一下。 "薛老师，您觉得我父亲——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薛怀推开门，老街上的风吹过来，带着梧桐叶子的味道。 "做法医的人不看好人坏人，只看证据。" 他说完，往街口走去。鲍鸿站在茶馆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才低头把笔记本上的几行字补充完整。 她翻开的那一页，最上面写着一行字—— "薛怀。可信。但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