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怀用了两天时间把第二号卷宗里能查的线索都查了一遍。 先是张明远的妻子李芳。他通过户籍系统查到李芳后来改嫁了，搬去了隔壁的江州市，改了姓。薛怀没有直接去找她——跨越城市去找一个二十年前案件死者的家属，太容易留下痕迹。他只是记下了地址，打算以后有需要再说。 然后是张明远生前工作的贸易公司。公司叫"南城恒通贸易"，2002年注销了，法人代表是一个叫赵国栋的人。赵国栋在2003年移居海外，目前不在国内。公司注销的原因是"经营不善"。 经营不善。一个会计从公司六楼跳下去一年后，公司就注销了。法人代表出国了。 薛怀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线，把张明远、恒通贸易、赵国栋串在一起。陈海、建材公司、张明远、恒通贸易。两条线暂时还是平行的，但他隐隐觉得它们会在某个点上交汇。 第三天下午，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翻第三号以后的卷宗目录——纸袋上的标签信息，没有打开内容——小周推门进来了。 "薛老师，有个事跟您说一下。" 小周的表情有点犹豫，像是不确定该不该开口。 "怎么了？" "就是……A区那个柜子的事。"小周关上门，压低了声音，"我前两天去查了一下档案管理系统的记录。那个柜子的钥匙登记信息——您知道吗？一共只有两把。" "两把？" "对。一把在咱们局里的总钥匙柜里登记，另一把……登记的持有人是鲍建国。" 薛怀放下手里的纸袋。鲍建国。又是鲍建国。 "总钥匙柜里那把呢？" "还在。我核对过了，那把钥匙和A区柜子的锁是对得上的。就是咱们现在用的那把。" "那鲍建国那把呢？他死了八年了。" 小周摇了摇头："记录上没有归还信息。也就是说，鲍建国那把钥匙在他去世之后就没有交回来。" "钥匙不在局里？" "不在。我查了所有钥匙归还记录，没有鲍建国的。按照规定，人员调离或退休时应该归还所有钥匙。但鲍建国是在任上去世的——在家里猝死。去世之后，他的遗物应该由家属处理。" 家属。鲍建国的家属。薛怀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名字——鲍鸿。 那个打电话给他的自由撰稿人，自称鲍鸿。 "小周，鲍建国有家属吗？" "有。一个女儿。好像叫……鲍什么来着……"小周想了想，"鲍鸿。对，鲍鸿。" 薛怀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鲍鸿。自由撰稿人。做公安系统历史变迁的专题报道。鲍建国的女儿。 如果鲍鸿是鲍建国的女儿，那她手里可能就有那把钥匙。而她打电话找薛怀——可能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有备而来。 "小周，这事你先别跟别人说。"薛怀说。 "我知道。"小周点了点头，但又补了一句，"薛老师，还有一件事。我查钥匙记录的时候发现了一条备注——A区档案柜的钥匙是1997年配发的，配发申请人是鲍建国，审批人也是鲍建国。" "自己申请自己批？" "对。按照正常流程，档案柜钥匙配发需要办公室主任审批。但1997年的时候鲍建国是局长，他批自己的申请，没人会说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柜子从一开始就是鲍建国个人建立的，不是正式的档案管理流程。" "对。A区柜子不在正式的档案登记系统里——我是说，它有物理登记，但里面的卷宗内容没有录入系统。如果你在系统里搜案件名称，搜不到。这些卷宗等于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十二个卷宗，十三个编号，涉及至少十二起案件，但在正式的档案系统里，它们不存在。 薛怀想起了他在第一天打开柜子时的判断——藏东西最好的办法不是锁起来，而是放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地方，然后让所有人都觉得它不值得看。 现在他有了更准确的理解：不是"不值得看"，而是"搜不到"。就算有人来查档案，只要不打开那个铁皮柜，就永远不知道有这些卷宗。 小周走后，薛怀坐在桌前想了很久。 他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旧案翻新问题。A区档案是鲍建国建立的私人档案系统，里面存放的是被他干预过的案件卷宗。这些案件被从正式系统中剥离出来，单独存放，只有鲍建国本人和他信任的人知道。 而鲍建国死了。但他的人还在。 薛怀拿起手机，翻到鲍鸿的号码，犹豫了半分钟，拨了出去。 "喂，薛老师？"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点惊喜。 "鲍小姐，你上次说想聊一聊，我这周四下午有空。" "好的！您看在哪儿方便？" "局里不方便。你知道南城老街有个'静心茶馆'吗？" "我知道，老街中段那个。" "周四下午三点，那儿见。" "好的，谢谢薛老师。" 挂了电话，薛怀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鲍鸿是鲍建国的女儿。她打电话找他——是巧合还是有意？如果是有意的，她想要什么？她是来替父亲了解薛怀掌握了多少信息？还是她自己也在查什么？ 他决定见面再说。但在见面之前，他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查一查鲍建国的死亡档案。 薛怀调出了鲍建国的死亡证明。八年前的事，档案已经归档了。死因：急性心肌梗死。死亡时间：晚上十一点左右。死亡地点：家中书房。发现人：女儿鲍鸿。 死亡证明是市医院出具的，急救车出车记录也有。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一个五十八岁的退休干部，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去世。 但薛怀注意到一个细节：急救车的出车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到达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三分。而死亡证明上写的死亡时间是十一点整。 也就是说，鲍鸿发现父亲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她打电话叫了急救车，但急救车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间线没有问题——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如果身边没有人及时做心肺复苏，十五分钟后人就没救了。 但让薛怀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一个有心脏病史的人，为什么会在书房里突然发作？ 他继续翻。鲍建国的健康档案显示他有高血压病史，但没有冠心病的记录。当然，没有记录不代表没有——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第一次发作就是最后一次。但如果是被人诱发的呢？ 薛怀不是在毫无根据地猜测。他只是出于职业习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一个建立秘密档案系统的人，一个干预了至少十二起案件的人，一个在局里培植了势力的人——这样一个人的死亡，本身就值得审视。 但他没有证据。连怀疑的依据都很薄弱。先记下来，以后再说。 第二件事：理清韩雨和鲍建国之间的关系。 薛怀查了人事档案的公开信息。韩雨1995年从警校毕业进入南城公安局刑警大队。1997年，鲍建国升任局长。1998年，韩雨被提拔为刑警大队副中队长。2000年，升为中队长。2004年，升为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这个位子一直坐到现在。 韩雨的每一次提拔都发生在鲍建国任期内。最后一次提拔是2004年，鲍建国是2005年退休的。也就是说，鲍建国在退休前把韩雨推到了副支队长的位置上，确保他在自己走后仍然有一定的话语权。 而鲍建国退休后三年就死了。韩雨在副支队长的位子上稳坐不动，八年没升也没降。 薛怀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关系图： 鲍建国（已故）→ 韩雨（副支队长，旧部） 鲍建国 → A区档案（秘密卷宗） 鲍建国 → 陈海案（第一号，干预） 鲍建国 → 张明远案（第二号，伪造签名） 鲍建国 → 鲍鸿（女儿，自由撰稿人） 韩雨的位置在关系图中间——他是鲍建国一手提拔的，在鲍建国死后依然稳坐。他知不知道A区档案的事？如果知道，他是保护者还是参与者？ 薛怀把笔记本合上，看了一眼时间。周三下午五点，明天就是和鲍鸿见面的日子。 他站起来，走到铁皮柜前面。十二个纸袋安静地躺在柜子里，像十二个沉默的证人。他现在只看了两个，还有十个没打开。缺了第三号，剩下的从第四号到第十三号。 他伸手取出了第四号纸袋，看了看标签："A区-第四号。案件名称：刘芳萍交通事故案。立案时间：2002年。" 他没有打开。他把它放回柜子，锁上门。 不是不想看，是不能一次做太多事。他已经引起了韩雨的注意——至少他认为引起了注意。如果这时候一下子翻太多卷宗，动静太大。 法医的经验告诉他：急不得。证据要一个一个地收集，结论要一步一步地推导。每一块拼图都要放对位置，急着拼只会把画面弄乱。 他回到桌前，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明天见鲍鸿。带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回。" 然后他关了灯，锁门下楼。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头顶的声控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接一盏地熄灭。 走出大楼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停车场对面刑侦支队的楼。三楼东边那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帘拉着，但能隐约看到里面有个人影在走动。 薛怀收回目光，上了车。 他发动引擎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后视镜。停车场出口处停着一辆深色轿车，车里似乎有人。他记下了车牌号的后三位——387。 然后他把车开出了停车场，汇入了晚高峰的车流里。 这辆车是不是跟踪他的，他不确定。但他记下了。 做法医的人，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哪怕是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块碎片会成为关键的那一拼。 二十年前他漏掉了一些东西。二十年后他不想再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