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以后，华建国和陈铁柱把养殖场的事提上了日程。 陈铁柱比他早回来两个月，已经把自家那三亩地拾掇出来了。他找人把地里的杂草清了，围了一圈铁丝网，又搭了个简易的棚子。棚子是用竹竿和石棉瓦搭的，歪歪扭扭的，但能遮风挡雨。 "这棚子不行。"华建国站在棚子底下看了看，"风一吹就倒了。" "先用着。等挣了钱再建好的。"陈铁柱蹲在地上抽烟，"先养鸡。鸡好养，下蛋快。等有了本钱再养猪。" 华建国没反对。他手里没钱——从深圳带回来的八百块，加上站长小刘退的押金三百，加上骑手们凑的六百，一共一千七百块。陈铁柱手里也不多——他在工地受伤拿了一点赔偿金，加上这些年攒的，一共三千来块。两个人凑一块，不到五千块。 五千块搞养殖场，少了。但先干起来再说。 他们去镇上买了两百只鸡苗。一只鸡苗两块五，两百只五百块。又买了饲料——玉米和豆粕，花了两百多。剩下的钱留着周转。 鸡苗买回来那天，华建国蹲在棚子边上看它们。黄绒绒的一团团，叽叽喳喳叫着，在灯泡下面挤来挤去。他伸手摸了摸一只——软的、暖的、小小的。这个东西能活吗？他心里没底。 陈铁柱比他乐观："死不了。鸡这东西好养，喂饱了就行。" 结果第一周就死了二十多只。有的是被踩死的——鸡苗太挤了，挤在一起互相踩。有的是冻死的——三月的夜里还冷，棚子漏风，温度不够。还有几只不知道怎么死的，早上去看就僵了。 华建国心疼得不行。他蹲在棚子里，把那些死鸡苗一只一只捡出来。每捡一只心里就咯噔一下——两块五一只，死了就是两块五没了。 "别心疼了。"陈铁柱说，"正常损耗。养鸡场都有死亡率。" "咱不是养鸡场。咱是散养。" "散养也有损耗。你别跟自己过不去。" 华建国不说话了。他回去以后翻手机——手机上他查了养鸡的资料。他以前不会用手机查东西，是小王教他的。虽然手机屏幕碎了，但还能看。他查了鸡苗的饲养温度、湿度、饲料配比、常见疾病。一条一条看，看了半宿。 第二天他按网上说的，把棚子里加了一层塑料布挡风，又找了个旧灯泡挂在棚子里保温。温度上来了，鸡苗不挤了，死亡率降下来了。 陈铁柱看他弄的，啧啧嘴："你行啊建国。还会上网查。" "瞎查的。" "以前那个连手机都不会用的华建国呢？" "在深圳学会了。" 华建国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两个人都知道——深圳把他变了。二十年前他来深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现在他回来了，会骑电动车、会用智能手机、会上网查资料。这些东西在城市里不算什么，但在村子里，他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鸡苗慢慢长大了。从黄绒绒的小团变成了长翅膀的小鸡，然后变成了半大的青年鸡。散养的鸡长得慢——不像养鸡场那种四十天出栏的白羽鸡，他们养的是土鸡，要养四五个月才能卖。 这四五个月是最难熬的。没有收入，天天花钱——饲料钱、疫苗钱、电费。华建国和陈铁柱轮流看棚子，白天喂食清扫，晚上守夜防黄鼠狼。华建国的腰和膝盖还是疼，蹲久了站不起来。但他忍着。他在深圳的工厂里站过十几个小时的流水线、在雨里骑过十几个小时的电动车——蹲着喂鸡算什么。 桂兰有时候过来帮忙。她帮他们喂鸡、收鸡蛋——有些鸡已经开始下蛋了，虽然蛋不大，但能卖。桂兰把鸡蛋攒着，每攒够一百个就拿到镇上去卖。一块五一个，一百个一百五。不多，但能买饲料。 "你比以前能干了。"桂兰有一天对华建国说。 "哪里能干了。" "以前你在家的时候啥也不干。现在会喂鸡、会上网、还会修棚子。" 华建国笑了笑。他以前确实啥也不干——二十多岁的时候他除了种地啥也不会。是深圳把他逼出来的。不会干活就没饭吃，不会用手机就接不了单，不会查资料就养不好鸡。人被逼到份上，什么都能学。 五月的时候，第一批鸡可以卖了。 华建国和陈铁柱把鸡装进笼子里，用三轮车拉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土鸡，散养的，两斤多重，一只卖六十。一上午卖了四十多只，收了两千四百块。 华建国拿着那两千四百块钱，站在集市上，忽然有点恍惚。他在深圳送外卖，跑一天挣九十三块。现在卖一上午鸡，挣了两千四。 当然不一样——鸡养了四个月，成本也不低。但那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他干成了一件事。 "咋样？"陈铁柱问他。 "不咋样。"华建国把钱揣进口袋，"接着干。" 到了下半年，养殖场扩大了一点。他们又进了一批鸡苗，三百只。还跟村里的老刘头合伙——老刘头有空闲的猪圈，华建国和陈铁柱出本钱，养了六头猪。老刘头负责日常看管，利润三七分——老刘头三，华建国他们七。 猪长得慢，但比鸡值钱。一头猪养到出栏能卖两千多，六头就是一万多。扣掉成本，能挣个五六千。 华建国开始觉得日子有了盼头。不是深圳那种盼头——深圳的盼头是"下个月能多跑几单"，永远在天花板上面够不着。现在的盼头是实打实的——鸡在长、猪在长、鸡蛋每天在收。每一天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七月的一天傍晚，他干完活从养殖场回来，走在村口的土路上。太阳快落山了，橘红色的光铺在田野上，照得稻田金灿灿的。路边的水渠里流着水，哗哗地响。远处的山是青的，天上的云是红的。 他停下来，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二十年前，他离开村子的那天早上，也是这样的天。太阳刚出来，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薄雾。他回头看了一眼村子，然后跟着陈铁柱走了。那时候他二十九岁，怀里揣着一百块钱和一个模糊的梦。梦里有大城市、有高楼、有挣不完的钱。 二十年过去了。城市他去过了，楼他盖过了——那些他搬过砖的工地变成了写字楼和商场。钱他挣过了——一年几千块，十七年六七万，全都寄回了家，变成了房子的一部分、儿子的学费、老娘的医药费。他没攒下什么，但他也没白活。 他想起那些人。 张麻子——四川人，工地上的老师傅。教他搬砖、和灰、砌墙。油滑但热心，嘴里骂骂咧咧但手上不含糊。后来去了东莞，再没联系过。不知道还在不在。 老马——工头。表面客气，实则精明。给他安排了第一个活，也在他欠薪的时候帮不上忙。听说后来在龙华开了个小公司，陈铁柱去找过他。 大头——三和人才市场的老站长。世故圆滑，但有底线。帮他介绍过几个零工，抽点小成。不知道还在不在三和——三和可能都不在了。 小四川——电子厂的工友。年轻冲动、爱玩、讲义气。在东莞干了几年后来没了消息。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老周——家具厂的木工师傅。沉默寡言、手艺精湛。教他木工，也教他做人。金融危机的时候回了湖南老家种地。不知道还在不在。 秀英——摆地摊的寡妇。泼辣能干、敢爱敢恨。给他送过饭、送过手机、照顾过他发烧。后来回了湖南老家，在镇上超市当收银员。她说过"日子会好的"。他一直记着这句话。 站长小刘——外卖站点的站长。年轻精明，对骑手有同情但受制于平台。帮他跑保险、跑互助基金、退押金。是个好人。 小王——年轻骑手。乐观开朗、网感好、把他当长辈。帮他带饭、交房租、教他用手机。临走的时候抱了他一下。 还有桂兰。十八年来一个人守着家、种着地、照顾老娘、拉扯儿子。他在外面风吹日晒，她在家里春种秋收。他一年寄几千块回来，她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她从来没说过苦，但电话里的声音一年比一年老。 还有老娘。他走的时候六十七，现在八十六了。坐在椅子上走不了路，眼睛不太好使了，但还认得他。他握着她的手——枯树枝一样的手——心里说：娘，我不走了。 还有小军。五岁的时候他走的，现在二十三了。比他高、比他瘦、戴个眼镜、在镇上当技术员。叫了一声"爸"就不说话了。他跟小军之间隔着十八年的空白，不是一下子能填上的。但没关系——他回来了。以后慢慢来。 华建国站在村口的路上，看着夕阳。太阳落下去了一半，天边的云从红变成了紫，又从紫变成了灰。田野暗下来了，村庄暗下来了，远处人家的灯一盏一盏亮了。 他转身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桂兰在厨房里做饭。老娘坐在堂屋里听收音机——收音机是旧的，嘶嘶啦啦的，但老娘爱听。小军今天下班早，坐在院子里看手机。 华建国把鞋子脱在门口，走进院子。桂兰从厨房探出头来："洗手吃饭。" "嗯。" 他洗了手，坐在桌边。桂兰端上来三个菜——炒豆角、炖鸡蛋、红烧肉。红烧肉是小军从镇上带回来的。华建国夹了一筷子肉，嚼了嚼，是家乡的味道。 "明天去把鸡舍再扩一下。"他说。 "钱够不？"桂兰问。 "够。这批鸡卖了有三千多。" "别把本钱都花了。" "留着一半呢。" 小军在一旁听着，没插嘴。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爸，厂里有个老师傅会电焊。要不行的话我请他来帮忙焊个铁架子，比竹竿结实。" 华建国看了他一眼。 "行。多少钱？" "不用钱。我请他吃顿饭就行。" "那好。" 华建国低下头继续吃饭。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但比平时松了一点。小军愿意帮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儿子虽然跟他不亲，但心里是有他的。十八年不在家，儿子对他有怨是正常的。但血浓于水——这话老套，但真。 吃完饭他走到院子里，站在那里看天。天全黑了，星星密密麻麻的——深圳看不到这么多星星，灯光太亮了。老家的天是黑的，星星是亮的。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手机屏幕碎了，但他还能看见上面的时间——七点四十分。 他打开记账本——那个从深圳带回来的软皮本，用了好多年了，封面磨得看不清字了。他翻到新的一页，写了一行字： "2018年7月。回家八个月。鸡存栏二百只，猪六头。鸡蛋日收三十来个。桂兰身体还行。老娘精神还好。小军在镇上机械厂上班。" 他想了想，又在下面加了一行： "日子还行。" 他合上本子，把它揣进口袋。这个本子跟了他快二十年了。从深圳的第一本——蓝皮硬壳的——到后来换的软皮本，他记了十几年的账。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年挣了多少寄了多少。后来不只是记账了，也记人、记事。秀英走的那天他写了一行，铁柱回来那天他写了一行，出车祸那天写了一行。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有的被汗渍洇了，有的被雨水泡过。但每一行他记得清清楚楚。 院子里有风。凉丝丝的，带着庄稼地的气息。远处的蛙叫成一片，此起彼伏的。 华建国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 二十年了。 从1998年到2018年。从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到一个四十九岁的中年人。从工地到工厂到外卖到回乡。从搬砖到流水线到骑电动车到养鸡。从信阳到深圳再回到信阳。一个圆。转了二十年，转回来了。 他不是没想过——如果当年不出去呢？如果留在村里种地呢？会怎样？ 不会怎样。种地养不活一家人。不出去打工，小军上不了大学。不出去打工，老娘看不了病。不出去打工，房子盖不起来。他出去是对的。虽然代价大——十八年的分离、一身的伤病、跟儿子的疏离、跟桂兰的陌生。但如果重来一次，他还是会走。 因为不走，连这些代价都没得付。 他想起陈铁柱在大排档说的那句话："二十年，建国。" 二十年。他的二十年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留下。深圳不记得他——他只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中的一个。工厂不记得他——流水线上的人来来去去，没人会在意一个叫华建国的技工走了。外卖平台不记得他——他的工号注销了，数据归零了。 但老娘记得他。桂兰记得他。小军记得他。陈铁柱记得他。那些在路上遇到的人——张麻子、老周、秀英、小王、小刘——也许还记得他。也许忘了。不重要了。 他记得就够了。 二十年的汗水、血泡、骨折、差评、雨夜、啤酒、方便面、盒饭、城中村的灯光、脚手架上的风、流水线的嗡嗡声、电动车的把手——他都记得。这些记忆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手上、在他的腿上、在他的记账本里。 这是他二十年的全部。不多，但够了。 他转身进了屋。桂兰在收拾碗筷，老娘已经睡了，小军回了房间。厨房的灯亮着，黄色的光从门缝里透出来。 "建国。"桂兰在厨房里叫他。 "嗯？" "明天把那件军大衣拿出来晒晒。柜子里放了半天，该有味了。" 华建国愣了一下。军大衣——深圳带回来的那件。他本来想扔了的，但桂兰不让。她说老家冬天冷，用得上。 "知道了。" 他走进堂屋，把记账本放在桌上。然后走到柜子前，打开柜门。军大衣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最底下。他把它拿出来——还是那个味道，一股子旧棉花的味道，混着深圳出租屋的霉味。 他把军大衣搭在椅背上，看了一眼。 窗外，蛙声阵阵。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白晃晃的。 华建国关了灯，回了房间。躺到床上，被子是厚的，暖和。他闭上眼。 明天还要早起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