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走后，华建国在鸿运电子厂又干了一年半。 这一年半没什么大事。日子像流水线上的数据线一样，一根接一根地过去，分不清哪根是哪根。上班、加班、吃饭、睡觉。一周七天，干六天歇一天。歇的那天也不出门，在宿舍里洗衣服、补觉、给桂兰打个电话。 2012年的夏天，深圳热得反常。连着一个月没下雨，气温天天三十七八度。车间里虽然有大风扇，但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有几个女工中暑倒了，被抬到医务室灌藿香正气水。华建国扛得住——他在工地上晒过、在工棚里蒸过，这点热不算什么。但他发现一个问题：厂里的订单开始少了。 又是这个信号。 华建国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太熟悉这个信号了——订单少了，就是厂子要出事的前兆。鑫达电子厂是这样，恒达家具厂也是这样。 但他没马上走。他想等等看，也许是暂时的。 不是暂时的。 八月份，厂里取消了周末加班。九月份，平时加班也减了。十月份，李线长在班会上说："最近订单少，大家先正常上班，加班等通知。" 没有加班费，工资就只剩基本的一千二。扣掉吃饭日用，寄回家就剩八九百。 华建国开始着急了。 他去找周姐打听情况。周姐在办公室里，表情不太好。 "华师傅，你也是老工人了，我不瞒你。"周姐说，"老板在考虑把厂子搬到内地去。这边成本太高了——房租涨了、人工涨了、水电也涨了。越南那边一个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块人民币。" "搬到哪？" "可能是江西，也可能是湖南。还没定。" "那我们呢？" 周姐看了他一眼："老板说搬厂的话，愿意跟过去的可以过去，工资降一点。不愿意的……就自己想办法了。" 华建国从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窗外的太阳很大，照在水泥地上白晃晃的。他三十三岁来深圳，现在四十三了。十一年，从工地到工厂到地摊到工厂。每一条路走到头了都是死路。 他没有跟厂子去内地。 不是不想，是不能。桂兰在电话里说老娘的腿彻底不能走了，整天躺在床上。小军明年高考，要是考上了大学，学费是一大笔钱。他不能去江西或者湖南——太远了，回一趟信阳更不方便。他得留在离信阳近一点的地方，或者说，他得留在能挣到钱的地方。 但他不知道哪里能挣到钱。 十一月底，鸿运电子厂正式宣布搬厂。老陈把工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说了一通感谢和抱歉的话。愿意跟厂走的报名，不愿意走的领遣散费走人。 遣散费是一个月工资。华建国拿到了一千二百块。 他又失业了。 这一次他甚至没有慌。第三次了。第一次慌得不行，第二次有点慌，第三次已经麻了。就像被蛇咬了三次的人，第四次看见蛇都不害怕了——反正已经被咬过了。 但他知道，这一次比前两次都难。 四十三岁。没有学历，没有技术证书——木工手艺不算，现在没有人请木工了。会说普通话但带河南口音。会写字但写得慢。会用手机但只会打电话发短信。那些年学的东西——和灰、搬砖、卡塑料零件、开榫做卯、刨木料、测试数据线——在深圳的劳务市场上，一文不值。 他在石岩的劳务市场站了三天。没有人要他。 不是没人招工。电子厂在招，但要三十以下的。物业公司招保安，但要一米七以上、四十以下的——华建国一米六八。快递公司招分拣员，但要能搬五十斤以上的，夜班，他试了试，腰受不了。工地招小工，一天一百块，但工头看了他一眼说"你多大了"，他说四十三，工头摇摇头说"我们要年轻的"。 四十三岁。在深圳的劳务市场上，已经老了。 他开始想，是不是该回老家了。 但回老家干什么？信阳农村，三亩薄田，种水稻种小麦，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还有桂兰和老娘要养。小军明年高考。他不能回去。 他只能在深圳继续待下去。 十二月份，他在石岩的一个小作坊找到了活。不是厂，是作坊——一个本地人开的，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铁皮棚，做手机壳的丝印加工。老板姓黄，五十多岁，本地人，话不多。工人就三个——华建国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 工作很简单：把手机壳放在丝印台上，刷一层油墨，揭下来晾干。一天干八九个小时，月工资九百块，不包吃住。 九百块。减去房租三百——他在石岩找了个更便宜的单间，月租三百，六楼没电梯——剩六百。吃饭一天十块，三百块。剩三百，攒着寄回家。 条件很差。铁皮棚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油墨味刺鼻，华建国干了一个礼拜嗓子就哑了，咳出来的痰带颜色。他买了一包口罩，三块钱一包，一天换一个。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2013年春天，小军考上了大学。武汉的一所二本，学机械工程。华建国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铁皮棚里刷油墨，手机是震动的，他擦了擦手接起来。 "爸，我考上了。"小军的声音有点兴奋，但还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语气。 "好。好。"华建国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高兴的话。他不是那种会表达的人。但他的手在抖。 "学费多少？"他问。 "一年五千多。住宿费一千。" 六千多。加上生活费，一年至少一万。 华建国手里只有三千多。他还差七千。 "你先去报到，学费我想办法。"他说。 挂了电话，他站在铁皮棚外面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他开始想办法。 办法只有一个——多挣钱。 他白天在作坊干活，晚上去石岩的夜市帮人摆摊。不是自己的摊，是帮别人的——一个卖烧烤的大哥，晚上忙不过来，需要个人帮忙穿串、收钱、打扫。一晚上干四五个小时，挣三十块。一个月下来能多挣八九百。 再加上白天的九百，一个月一千七八。减去房租吃饭五百，能寄一千二。一年下来寄一万多，够小军的学费和生活费了。 但他的人开始扛不住了。 白天在铁皮棚里弯腰刷油墨，晚上在夜市站着穿串。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腰疼、肩膀疼、膝盖疼。有一天早上他从床上起来，腿一软差点摔倒。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等那阵晕过去了才敢走。 他不能倒。倒了就没人挣钱了。 夏天的时候，黄老板的作坊也没活了。手机壳丝印的订单少了——大厂都搬走了，小作坊跟着断粮。黄老板说不是不想要他，是真没活了。 华建国又失业了。 他在石岩找了半个月，进了一家做LED灯的小厂。月薪八百，不包吃住。干了三个月，厂子也倒了——老板跑路，欠了两个月工资没发。 华建国站在空荡荡的厂房里，看着那些还没搬走的机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想起了十六年前，第一次被欠薪的时候。那时候在工地上，包工头跑路，他和陈铁柱去讨薪被打。那时候他二十九岁，年轻，有力气，有冲劲。现在他四十四了，被人欠了薪连讨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没有去讨薪。他知道讨不到。小厂老板跑路，比包工头跑路还难找。他收拾了东西，走了。 2014年的春天，他在龙华找到了一个物流仓库的活。分拣包裹，夜班，从晚上八点干到早上六点。月薪一千一，不包吃住。 夜班。四十四岁的华建国开始上夜班。 白天睡不着。出租屋太热、太吵——隔壁是个小加工坊，白天机器响个不停。他买了耳塞，塞着也还是能听见。他把窗帘拉上，用衣服蒙着头，还是睡不着。 一个礼拜下来，他瘦了五斤。眼睛布满血丝，脸色发灰。白天走在路上头重脚轻，像踩在棉花上。 但他不能不干。小军大二的学费要交了，桂兰说老娘住院了——肺炎，住院费三千多。三千多块，他手里的钱不够，找工友借了一千才凑齐。 五月的一天凌晨三点，他在仓库里搬包裹的时候，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 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说是过度劳累加低血糖，吊了两瓶盐水。 "你这是不要命了。"医生说，"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出大问题。" 华建国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比他出租屋的天花板白多了。没有水渍。 住院两天花了四百多。他出了院，当天晚上就回去上班了。 不上班不行。一天不上班就少挣三十多块。三十多块，够吃三天的。 六月份，他辞了仓库的活。不是不想干了，是实在干不动了。夜班把他的生物钟彻底打乱了，白天睡不着，晚上犯困但还得搬东西。有一次他差点被叉车撞到，司机骂他"你走路不看路啊"。 他又开始找活。这一次他没有去劳务市场——他知道在那里找不到什么好活。他开始注意街上的招工广告。小餐馆招洗碗工，月薪一千五。超市招理货员，月薪一千三。面包店招学徒，月薪八百。 他都没有去。不是因为嫌钱少，是因为这些活都不包吃住。不包吃住的话，一千五一减房租吃饭就剩不了多少。 七月份，他在布吉找到了一个五金厂的活。小厂，二十来个人，做螺丝和螺母。月薪一千三，包吃不包住。华建国搬到了布吉，租了一间月租二百五的单间。 这是他在深圳的第十六年。他已经从华强北搬到了龙华，从龙华搬到了石岩，从石岩搬到了布吉。每搬一次，住的地方就更小、更偏、更便宜。 他在记账本上写了一行字："2014年，搬了三次家。进了三个厂。倒了两个。" 合上本子的时候，他忽然想起秀英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日子会好的。" 他苦笑了一下。 日子没有好。但他还活着。还活着就得继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