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建国去手机配件厂面试那天，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衬衫是秀英陪他在城中村地摊上买的，十五块，白色的，领子有点硬。华建国不太习惯穿衬衫，觉得勒脖子，但秀英说面试得穿得体面点，不能让人觉得寒碜。 厂子在龙岗，从城中村坐公交要一个多小时。华建国早上六点就起了，挤上了第一班公交。车上挤满了人——上班的、卖菜的、送孩子的。他站在车门边上，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攥着衬衫领子，被挤得贴在车门上。公交一路颠，过了布吉关，拐上深惠路，在一个叫"龙东"的站台停了。 秀英给他写了个纸条，上面写着厂名——"鑫发手机配件厂"——和地址。他拿着纸条问了两个人才找到。厂子在一个工业区的最里面，三栋厂房，灰扑扑的，围墙上刷着"质量第一 信誉至上"的标语。门口的保安室里坐个老头，正看报纸。 "你找谁？"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来面试的。" "几号线？" "什么线？" "你面试什么岗位？普工还是qc？" "普工。" 老头朝里面指了指："进去左拐，到人事部。" 人事部在一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华建国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短发，戴眼镜，穿着蓝色的工服。她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沓表格。 "来面试的？" "嗯。" "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 女人递给他一张表："先填表。" 华建国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填表。表格很简单——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工作经历。他写工作经历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写。在家具厂干了七年木工，算不算相关经验？手机配件跟木工没什么关系。他最后只写了"工厂工人，七年"。 女人看了看表，又看了看他："你以前在电子厂干过？" "在工厂干过。家具厂。" "家具厂？"女人皱了皱眉，"你有没有电子厂的经验？" "有。1999年到2001年，在鑫达电子厂干过两年。" 女人点了点头，在表上画了个圈："行，你有工厂经验，好办。我们这边做手机壳和数据线，流水线作业，你能适应吧？" "能。" "工资底薪九百，加班费另算，平时一点五倍，周末两倍。包吃住，住宿舍，六人间。一个月下来加加班能拿一千一二。你觉得怎么样？" 一千一二。比摆摊强多了。华建国心里算了一下，一个月一千二，寄回家八百，自己留四百，四百块钱够吃饭和零用了——不对，包吃住了，四百块全是零用。能攒下来。 "行。" "那明天来上班。早上八点到，带身份证复印件两张和一寸照片两张。" 华建国站起来："谢谢。" 出了厂门，他给秀英打了个电话。 "通过了。" "真的？"电话那头秀英的声音很高兴，"多少一个月？" "九百底薪，加班能到一千二。" "不错了不错了。比我摆摊强。" "你呢？" "我还摆摊呗。等天冷了再想办法。"秀英顿了顿，"那你什么时候搬过去？" "明天上班，今天收拾一下。" "那你晚上过来吃饭，我给你做顿好的。算是庆贺庆贺。" 华建国想说不用了，但秀英已经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华建国去了秀英的住处。秀英炒了四个菜——酸辣土豆丝、西红柿炒蛋、蒜蓉空心菜、红烧肉。红烧肉是特意买的，她说"进厂了就是正经工人了，得庆祝一下"。 两个人坐在秀英那张小桌子边吃饭。桌子不大，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膝盖差点碰到一起。秀英给他倒了半杯啤酒——她不喝酒，但买了两罐说庆祝一下。 "来，敬你。"秀英举杯。 华建国端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啤酒凉的，他喝了一口，不太习惯那个苦味。 "你进厂了以后，咱见面就少了。"秀英说。 "周末我回来。" "那不一样。"秀英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他碗里，"多吃点，进厂了可没有我给你做饭了。" 华建国低头吃肉，没接话。 吃完饭，秀英送他到门口。城中村的巷子很窄，路灯昏黄，两个人站在门口，谁都没动。 "那你……照顾好自己。"秀英说。 "嗯。你也是。" 秀英突然伸手帮他整了整衣领。她的手指碰到他脖子的时候，华建国往后退了半步。秀英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了一下，然后收了回去。 "那……你回去吧。" "嗯。" 华建国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秀英还站在门口，靠着门框，灯光从她身后透出来，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他加快了脚步。 第二天一早，华建国搬进了鑫发厂的宿舍。 宿舍在厂房后面的一栋楼里，六楼。六人间，上下铺，铁架床。跟十年前在鑫达电子厂的宿舍差不多——铁柜子、塑料凳、一台吊扇。华建国被分到了靠窗的下铺。他把蛇皮袋子放在床底下，铺好床单，把几件换洗衣裳叠好放进铁柜里。 同宿舍的五个人他都认识了。一个是四川的，叫小杨，二十出头，以前在东莞电子厂干过；一个是湖南的，叫老贺，四十来岁，比华建国大几岁；还有三个是河南的，都是年轻人，二十出头，刚出来打工。 老贺是宿舍里年纪最大的，和华建国聊得来。他在深圳打了十几年的工，什么厂都待过——电子厂、玩具厂、五金厂。去年玩具厂关了，辗转来了鑫发。 "这厂子还行，"老贺坐在上铺，两条腿耷拉着，"工资不算高，但按时发。现在的厂子，能按时发工资就是好厂了。" "嗯。"华建国坐在下铺，擦着脸。 "你以前干什么的？" "家具厂。木工。" "木工？那是有手艺的人。怎么来干流水线了？" "厂子关了。" 老贺点了点头，没再多问。在深圳打工的人，谁没有几个厂子关了的经历。 流水线的活华建国不陌生。他被分到二楼的数据线车间，工作是把铜线插进接头里，然后放到机器上压紧。动作很简单——拿线、插线、放机器、踩踏板、取下来、放筐里。一天重复几千次。 线长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姓刘，戴个眼镜，说话快。他给华建国演示了一遍操作流程，然后站在旁边看他做了几个。 "手脚挺利索的。"刘线长说，"你以前干过流水线？" "干过。" "那就好。慢慢来，不着急。" 第一个月华建国加了二十天班。加班到晚上九点，加班费一点五倍。月底发了工资——底薪九百，加班费三百多，扣掉社保和住宿费，到手一千一百二。 他寄回家八百，自己留了三百多。三百块钱，买点日用品、充个话费，够了。 日子开始稳定下来。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小时，下午接着干，晚上加班到九点。十点熄灯睡觉。一周干六天，周日休息。 周日的时候华建国会回城中村。他退了出租屋——住宿舍不用花钱，省下来的两百五不能白扔。但他会把东西放在秀英那里，有时候去她那儿吃顿饭，有时候一起去批发市场进货——秀英还在摆摊，周末华建国没事就帮她看看摊。 秀英的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七八十，不好的时候二三十。城管查得越来越严了，以前一天来一趟，现在一天来两三趟。秀英跟城管周旋的本事越来越强，但也被罚过两次款，一次一百，一次两百。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有一次秀英收摊的时候说。她蹲在地上把包往袋子里塞，动作有些重。 "慢慢来。"华建国说。 "慢慢来慢慢来，都慢了半年了。"秀英抬起头看他，"你说我是不是也该找个厂进？" "你想进厂？" "不进厂能怎么办？摆摊不是长久之计，城管天天追着跑，挣不了几个钱。" 华建国想了想："我帮你问问，我们厂还招不招人。" "真的？" "我问问。" 后来华建国真的去问了刘线长。刘线长说qc那边缺人，但要女的。华建国回来跟秀英说了，秀英叹了口气。 "算了，我再摆摆看。实在不行就回老家。" "回老家干什么？" "不知道。总比在深圳被城管追强。" 华建国没说话。他知道秀英不是真的想回去。她闺女在湖南老家，她回去了能陪着闺女，但回去了就没收入了。八万块的赔偿金已经花了一半多了，剩下的不能动——要留给妞妞上学。 那年冬天，有一天下班后，华建国在宿舍里接到秀英的电话。 "华哥，你在厂里吗？" "在。怎么了？" "你能出来一趟吗？城管今天把我货全收了，还罚了两百。我一个人……"她的声音有些抖。 华建国看了看时间，九点多了，宿舍快熄灯了。他想了想，说："你在哪儿？" "在岗厦村口。" "你别动，我来。" 他从宿舍溜出来，打了个摩的到岗厦村。秀英蹲在村口的榕树底下，面前空空的，地上散落着几个塑料袋。她看见华建国走过来，站起来，眼圈红红的。 "没事吧？"华建国问。 "没事。就是气不过。"她吸了吸鼻子，"他们追了我三条街，我跑不动了。" 华建国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堵得慌。他把手插在兜里，站了一会儿。 "先回去吧。明天再说。" "回哪儿？我那屋子……房东说这个月涨房租，三百五了。我还没交。" 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你先去我那儿。" "你那儿不是宿舍吗？" "我跟老贺说一声。你先住一晚，明天想办法。" 秀英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最后她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华建国把秀英带到了宿舍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二十块钱一晚。他不能带秀英进宿舍——厂里有规定，宿舍不让外人进。他付了二十块钱，让秀英住了一晚。 第二天秀英搬到了另一间出租屋——更小的，在城中村最里面那栋楼的顶层，月租两百。比以前便宜了五十块，但要爬七楼。 华建国周末去帮她搬了家。屋子很小，不到六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架子。窗户对着天台，风大的时候呼呼地灌进来。但秀英说没关系，能住就行。 "华哥，"搬家那天秀英站在天台上，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楼顶，忽然说了一句，"你说我这辈子还能好起来吗？" 华建国站在她旁边，也看着远处。远处是深圳的天际线，高楼大厦，灯火辉煌。 "会的。"他说。 秀英转过头看他。灯光打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亮的，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闪。华建国跟她对视了两秒钟，然后移开了目光。 "我该回去了。"他说，"明天还要上班。" "嗯。去吧。" 他转身往楼下走。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听见秀英在后面喊了一句："华哥。" 他停下来。 "谢谢你。" "谢什么。"他没回头，往楼下走了。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华建国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老贺已经睡了，打着鼾。隔壁床的小杨还在玩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天花板上。 他想起秀英站在天台上的样子。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的脸在灯光里忽明忽暗。她说"你说我这辈子还能好起来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问他，又像是问自己。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 桂兰。他心里想的是桂兰。桂兰在老家，一个人带着小军，伺候老娘，种地喂鸡。她上次打电话说小军考上了县高中，全班第三。她声音很高兴，但华建国听得出来那高兴里面藏着疲惫。 他不能对不起桂兰。 这个念头像一颗钉子，扎在他脑子里。他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晚上，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了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