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慢。 华建国记得大年初一那天，深圳下了一场小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把城中村的巷子浇得湿漉漉的。他坐在出租屋里，听着雨点打在石棉瓦上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像炒豆子。 屋里没开灯。不是不想开，是灯泡烧了，昨天晚上烧的。他还没来得及去小卖部买新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间隔不到一米，即使是白天也透不进什么光。屋子暗沉沉的，床上的被褥蜷成一团，桌子上放着半碗昨天没吃完的面条，面条已经坨了，筷子横在碗上。 他口袋里还剩三百二十块钱。这是他全部的家当。 年三十那天他给桂兰打了个电话，说厂里加班回不去。桂兰在电话里说："没事，你忙你的，家里有我呢。"小军跟他拜了个年，声音变了，粗了，不像小孩了。华建国问他还踢不踢足球，小军说早不踢了，初三了，忙着中考。华建国想说点什么，但想不出来。最后只说了句"好好学习"，就挂了。 挂了电话他在路边站了好一会儿。别人家都在吃年夜饭，街上冷冷清清的，偶尔有几声鞭炮响。他回到出租屋，煮了一碗面条，加了一根火腿肠，算是年夜饭。吃的时候骗自己说还不错，有面有肉。 吃完面条他翻开那个软皮本，在2008年最后一页的后面写了一行：2009年，苦。 现在是大年初一，雨还在下。华建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块手掌形状的水渍还在，比去年大了一点。他盯着那块水渍想了很多事。想老娘的腿，想桂兰一个人在家操持，想小军明年上高中要学费，想自己四十岁了还在深圳漂着。 想多了没用。他翻身起来，穿好衣服，拿上雨伞出门了。 初一到初五没什么生意，人家都在家过年，谁出来买东西。他本来想歇几天，但歇一天就少挣一天的钱。三百二十块，房租两百五，还剩七十。七十块钱吃不了几天。 他把雨伞撑开，走到城中村口。雨不大，但巷子里积水了，他踩着水坑走到村口的那棵大榕树底下。榕树很大，树冠遮了一片天，底下的地是干的。他把蛇皮袋子打开，把手机挂绳和几个打火机摆在一张报纸上，蹲着等。 等了一上午，没人来。 中午的时候秀英来了。她撑着一把花伞，拎着两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的是假名牌包。她看见华建国蹲在榕树底下，走过来把一袋橘子递给他。 "过年好。" "过年好。" 秀英在他旁边蹲下来，把包摆出来。她的摊比华建国的大，十几个包排成一排，花花绿绿的。她手脚利索，很快就摆好了，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 "你初几回来的？"华建国问。 "我没回去。"秀英说，"回什么回，一来一回好几百块。我闺女在她外婆那边，过年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就行了。" 华建国没说话。他跟秀英的认识也就是两个月前的事，但秀英这个人自来熟，嘴皮子利索，什么话都说。她以前在鞋厂干了六年，去年鞋厂搬到越南去了，她没跟着去，就开始摆摊。她比华建国小七八岁，但看着比实际年龄老——皮肤黑，眼角有纹，手指粗短，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黑色鞋油味。 "你过年吃的什么？"秀英问。 "饺子。" "骗人。你屋里连个锅都没有，煮什么饺子。" 华建国没吭声。他确实没锅，煮面条用的是秀英给他的一个旧电饭锅。 秀英看了他一眼，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饭盒："给你。过年的菜，我多做了一点。" 华建国接过来打开，里面是红烧肉和炒白菜。红烧肉切得歪歪扭扭的，但看着挺香。他肚子正好饿了，拿筷子夹了一块肉塞进嘴里。 "你一个人过年？"秀英问。 "嗯。" "你老婆呢？" "在老家。" "孩子呢？" "也在老家。" 秀英叹了口气："都一样。我也是一个在这儿，孩子在那儿。" 两个人蹲在榕树底下，一个卖手机挂绳，一个卖假包。雨还在下，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个打伞的路过，看一眼就走了。 年初六开始，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华建国的生意慢慢好了些——手机挂绳卖三块钱一条，进价一块，一天能卖十几条。他还进了一批打火机，一块五进价，卖三块。加在一起一天能挣四五十块，好的时候六七十。 但城管也上班了。 华建国第一次被城管抓住是大年初八那天。他在地铁口摆摊，蹲在地上，面前摆了一排手机挂绳和打火机。有个小姑娘蹲下来挑挂绳，挑了半天选了两条，给了他六块钱。他正找钱的时候，有人从背后踢了他的摊一脚。 "收了收了，这里不能摆。" 华建国回头一看，两个穿制服的城管站在身后。他赶紧弯腰去收地上的东西，但城管没等他收完，一脚踩在了报纸上。 "这些东西没收了。" "同志——" "下次再让我看到，罚两百。" 华建国看着自己的挂绳和打火机被扫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他手里还攥着那六块钱，站在地铁口发了一会儿呆。三十多块钱的货，又没了。 他回到城中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发呆。秀英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回来，站在门口敲门。 "华哥，吃饭了没？" "没。" "我煮了粥，过来喝一碗。" 华建国跟着去了秀英的住处。秀英住在城中村另一头，比他那间大一点，十来平米，但收拾得干净。墙上贴着一张她闺女的照片——小女孩，七八岁，扎两个辫子，笑得露出豁牙。 "你闺女？"华建国问。 "嗯。叫妞妞。在她外婆家上学呢，湖南那边。" "挺好看的。" "随她爸。"秀英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淡了一下，"她爸走了三年了。工地上出的事故。" 华建国端着粥碗的手顿了一下。他不知道说什么。 "工地上？" "嗯。钢筋砸的。赔了八万块，打官司打了一年多。八万块钱养孩子够了，但不能一直坐着吃。我就出来打工了。先在鞋厂干了几年，鞋厂搬了，就摆摊。"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华建国喝了一口粥，粥是白粥，但放了红枣，甜的。 "你呢？"秀英问，"你以前干什么工？" "家具厂。木工。" "有手艺啊。那怎么不找家具厂的活？" "找不到。现在家具厂都在裁人，不招工。" 秀英想了想："我认识一个人，以前鞋厂的工友，她老公在一个手机配件厂当线长。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手机配件厂？" "嗯，在龙岗那边，做手机壳和数据线的。活不重，就是流水线。" 华建国想了想。流水线的活他干过，不陌生。但他四十了，流水线要年轻人，三十五以上的都嫌老。 "我年纪大了，人家不一定要。" "我帮你问问嘛，又不是一定去。问了再说。" 华建国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回到自己屋里，在软皮本上记了一天的账：挂绳卖了六条十八块，打火机卖了四个十二块，共计三十块。被城管没收了大约三十五块的货。净亏五块。 他在"净亏五块"后面画了个叉，然后写了一行字：得找别的路子。 摆摊的日子断断续续过了大半年。华建国跟城管打游击，积累了一套经验——哪里城管先巡、什么时候来、从哪个方向走，他都摸清了。地铁口不能摆太久，最多二十分钟就得换地方；商场侧面的小巷子比较安全，能摆半个小时；城中村里面城管不怎么来，但人也少，生意不好。 他还学会了看天吃饭。下雨天不出摊，没人逛。晴天出摊要趁早，下午两点到四点是最好的时候，人出来买东西。晚上也行，但晚上摆摊的人多，竞争厉害。 秀英一直是他在摆摊这行里最好的伙伴。她知道的东西比他多——哪里的批发市场便宜、什么东西好卖、怎么跟城管周旋。她嘴皮子利索，跟谁都能聊两句，有时候城管来了她还能嬉皮笑脸地周旋几句，拖延时间让华建国先跑。 有一回城管来了，华建国跑慢了，被堵住了。秀英冲过来，拉着城管的车胳膊说："大哥大哥，他第一次摆摊，不懂规矩，您通融通融。"城管看了她一眼，说："你又来了？上次不是警告过你了？"秀英笑嘻嘻地说："是是是，我这就收，这就收。"趁城管转头说话的工夫，华建国提着袋子跑了。 事后华建国跟秀英说谢。秀英摆摆手："谢什么，咱都是摆摊的，互相照应。" 但摆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天挣四五十块，好的时候六七十，一个月下来一千出头。房租两百五，吃饭三百，寄回家五百，剩不下什么。有时候行情不好，一天只能挣二三十，那就连吃饭都紧。 夏天的时候，华建国得了一场病。不是大病，是感冒发烧，但烧了三天不退。他躺在出租屋里，浑身滚烫，没有力气起床。秀英两天没见他出摊，找了过来，一摸他额头烫得吓人，赶紧去药店买了退烧药。 "你怎么不跟我说？"秀英端着水递给他吃药。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三十九度五还不大事？你硬扛着，烧傻了怎么办？" 华建国吃了药，出了一身汗，第二天烧退了。但人虚了两天，没出摊。那两天秀英每天过来看他一趟，给他带饭。 "你得买個手机。"秀英说，"万一有个什么事，连个电话都打不了。" 华建国没说话。手机他不是没想过，但一个手机便宜的也要两三百块，他舍不得。 "我那儿有个旧的，诺基亚的，能打电话能发短信就行。你要不要？" "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旧的，给你了。" 第二天秀英把手机拿来了。银灰色的诺基亚，屏幕不大，按键磨得有些发白，但能用。她还帮华建国办了一张电话卡，最便宜的那种，月租十块。 华建国拿着那个手机，翻了半天。他没用过手机，按键都不太熟。秀英教他怎么打电话、怎么存号码、怎么发短信。华建国学得慢，但记住了几个重要的号码——桂兰的、秀英的、老家村里小卖部的。 他给桂兰打了个电话。这是他第一次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 "喂？"桂兰的声音。 "是我。我换手机了，以后打这个号码。" "手机？你买手机了？" "别人给的，旧的。" 桂兰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就好。有个手机方便，万一有个什么事好联系。" 华建国听出来桂兰的声音有点闷。他问怎么了，桂兰说没事，就是老娘的腿又犯了，这几天疼得厉害。华建国说明天去汇钱，让她带老娘去镇上看医生。桂兰说不用，买点药就行了。华建国说不行，得去看医生。 挂了电话，华建国算了算手里的钱。摆摊攒了两个多月，扣掉房租吃饭和寄回家的，还剩不到八百。看医生不知道要多少钱。他得想办法多挣点。 那年秋天，秀英介绍的那个手机配件厂终于有消息了。秀英的工友说她老公那个厂在招人，问华建国要不要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