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早。 华建国记得很清楚，九月份的时候王老板就开始皱眉头了。以前王老板每天中午都会在车间转一圈，腆着肚子跟工人开玩笑，说说笑笑的。那段时间不说了，站在车间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扔了一地。 订单少了。 华建国在家具厂干了快七年，从普工干到技工，对厂里的节奏摸得清清楚楚。以前每个月都有新订单进来，车间里锯子响个不停，加班加到晚上十点是常事。但从夏天开始，订单就断了。先是欧美的单子不来了——王老板说美国那边出了事，什么次贷危机，银行倒闭了，老百姓不买东西了。然后国内的客户也开始压价，以前一套家具报八千，现在六千都没人要。 厂里先是取消加班。华建国记得那天下午，王老板把所有人叫到食堂开会，站在前面说："现在订单不多，大家先不加班了，等过了年再说。"食堂里几十号人，没人说话。不加班就意味着只拿底薪，底薪八百块，扣掉吃住还剩六百。六百块钱，寄回家都不够。 然后是裁人。先是裁普工，厂里二十多个普工走了大半。有些是王老板谈话谈走的，说"你先回去等消息，过了年再叫你回来"。有些是自己走的，看出势头不对，提前找下家了。食堂里吃饭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桌椅空了一大半。 华建国是技工，暂时还轮不到他。但他心里清楚，技工也不过是晚几轮的事。订单没了，要技工干什么？ 老周比他更早看出来了。 有一天晚上，华建国在车间加班——那会儿还有零星的小单子——老周走过来，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看他刨一块木板。华建国刨完了，老周拿起板子看了看，没说话。 "周哥，怎么了？"华建国问。 老周把板子放下，点了根烟："建国，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厂子关了，你怎么办？" 华建国手里的刨子顿了一下。他想过，但不愿意多想。 "走一步看一步吧。"他说。 老周吐了口烟："我在这行干了三十年了。九几年的时候也碰到过一次，那时候是亚洲金融危机，厂子倒了一片。但那次没这次厉害。这次是全球的，跑都没地方跑。" "那周哥你打算怎么办？" "我？"老周笑了笑，"我老了，干不动了。攒了点钱，打算回老家。在湖南那边还有两亩地，种点菜养点鸡，够吃了。" 华建国看着老周。老周今年五十多了，头发花白，手上全是老茧和疤。他在家具厂干了十几年，手艺是整个厂最好的。现在他说要回去种地了。 华建国没接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十月底，王老板找他谈话了。 不是在办公室谈的，是在车间后面的小院子里。王老板搬了张凳子坐在那里，让华建国也坐。华建国没坐，站着。 "建国，你在厂里干了几年了？" "七年了，王老板。" "七年了。"王老板重复了一遍，叹了口气，"你是老人了，手艺也好，按理说我不该让你走。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订单断了个干净。上个月一个新单都没接到，仓库里堆的全是存货，卖不出去。" 华建国没说话。 "我给你结清这个月的工资，再加一个月的遣散费。你先出去找找别的路子，等形势好了我再叫你回来。" 华建国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来了还是觉得心里空了一下。 "行。" 王老板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个实在人，建国。这些年辛苦了。" 华建国没说什么。他转身回车间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刨子、尺子、铅笔、那个记了七年账的软皮本。东西不多，一个工具袋就装完了。 老周在门口等他。 "走了？" "走了。" 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给华建国。华建国不抽烟，但这次接了。两个人站在厂门口，一人一根烟，谁都没说话。 烟抽完了，老周说："别在深圳耗着了，回老家看看。形势不好，到处都一样。" 华建国说："我再看看。" 老周点了点头，转身回车间去了。华建国看着他的背影——灰白色的工服，微微驼的背，走路时左脚有点拖——这是老周干了三十多年木工落下的毛病。 华建国提着工具袋出了厂门。回头看了一眼——"恒达家具厂"的牌子还挂在门楼上，铁皮的，有些生锈了。他在这扇门里进进出出了七年。七年。 他没有回宿舍。他去了华强北。 华强北还是那个华强北，人挤人，车挤车，电子商城的喇叭放着流行歌。但华建国看得出来，人没有以前多了。以前这条街上走都走不动，现在能走动了。路边有些铺面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旺铺转让"。 他去了几家劳务中介。中介门口贴满了招工广告，但大多是保安、服务员之类的，工厂的很少。以前中介门口全是工厂招工的牌子，月薪一千多包吃住，排成一排。现在那些牌子都不见了。 中介的姑娘坐在里面玩手机，看见华建国进来，头都没抬："找什么工？" "有没有家具厂招人的？" "家具厂？"姑娘抬了抬眼皮，"现在家具厂都在裁人，谁还招人啊。电子厂要不要？关外有个小电子厂在招，月薪八百。" "八百？" "八百，包吃住，不包社保。爱去不去。" 华建国没去。八百块钱，比他在家具厂当技工的时候还少。而且他不想再回电子厂了——在流水线上站十几个小时的日子他过过，那种日子不是人过的。 他在华强北走了一下午。从赛格走到华强电子世界，从华强世界走到群星广场。天黑了，路灯亮了，街边的小吃摊开始出摊了。烤红薯的、煎饼果子的、炒粉炒面的，油烟味混在一起。 华建国在一个炒粉摊前站住了。摊主是个中年男人，胖胖的，翻炒的时候锅里的火蹿起来半尺高。 "来一份炒粉。" "五块。" 华建国掏了五块钱，端着炒粉蹲在路边吃。炒粉很油，但很香。他一边吃一边看来往的人。下班的人匆匆忙忙地走，有人打电话，有人发短信。有个年轻人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走到路边蹲下来，也买了一份炒粉。两个人蹲在一起吃，谁也没看谁。 吃完炒粉，华建国回到了城中村的出租屋。 他从家具厂搬出来了，在华强北附近的城中村找了一间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一间民房的隔断间，六七平米，一张床一个柜子，月租两百五。比家具厂的宿舍差远了，但便宜。 屋里很暗，白天也要开灯。灯是个白炽灯泡，瓦数很低，昏黄昏黄的。墙皮有些脱落，露出里面的砖。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间隔不到一米，白天也看不见太阳。 华建国坐在床上，把工具袋放在床底下。他拿出那个软皮本，翻了翻。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这些年每月的收支——工资多少，寄回家多少，吃饭多少，零用多少。一页一页翻过去，七年的日子都在这个本子上。 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这个月的账：工资800，遣散费800，共计1600。还没扣房租。 他拿起铅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十一月，失业。 写完之后他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三十九岁了，失业了。手里攒了不到一万块钱，盖房的钱还差一半，小军明年上初中，学费要涨。桂兰上次打电话说老娘的腿越来越严重了，走路都费劲，得去镇上看医生，但看医生要钱。 他得找工作。 第二天一早他就出门了。先去了三和人才市场——以前他失业的时候就来这里找活。但三和变了。以前站街的人虽然多，活也多，多少能找到点事做。现在人更多了，活却少了。一大早就有上百人站在路边等工头挑，华建国站在里面，比周围的人都大十来岁。 有个工头来了，说要五个搬砖的，一天六十。一群人涌上去，华建国也挤了进去。工头扫了一眼，指了几个年轻的，轮到华建国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你多大了？" "三十九。" "三十九了？"工头摇了摇头，"我要年轻的。" 华建国被剔出来了。他站在旁边看着那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跟着工头走了，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三十九，在工地上一已经被嫌老了。 他又去了几个劳务中介。中介的人都说现在不好找，工厂在裁人不在招人。有个中介的老头跟他说："老哥，你有什么手艺没有？" "我会木工。" "木工好啊，但现在家具厂都不开工了。你要不要试试装修？有些装修队要木工。" "装修？" "对，给人装修房子，吊顶啊打柜子啊什么的。你有木工底子，干这个不难。" 华建国想了想，觉得也是个路子。但装修队的活不好找——装修队一般都是熟人介绍熟人，不通过中介。他一个外地人，在深圳认识的人不多，谁介绍他？ 他在街上转了三天，没找到活。 第三天晚上他给桂兰打了个电话。用的是路边的IC电话亭——他没手机，一直没舍得买。 "喂？"桂兰的声音。 "是我。" "建国？你咋这么久没打电话？" "厂里忙。"他撒了个谎。他不想让桂兰知道他失业了。知道了也没用，她在老家也帮不上忙，反而操心。 "小军考完试了，全班第三。老师说他明年上初中没问题。" "好。" "娘的腿又疼了，我叫张叔帮忙去镇上买了点药，花了八十块。" "嗯。" "你那边还好吧？" "好。厂里活多着呢。" 挂了电话，华建国站在电话亭外面，看着街对面的灯光。深圳的夜景很好看，到处都是灯，霓虹灯、路灯、广告牌的灯。但他看着那些灯，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他口袋里还剩一千出头。房租两百五，吃饭一天十块，一个月三百。这样下去能撑三个月。三个月之内必须找到活。 他开始到处跑。从华强北到龙华，从龙华到龙岗，从龙岗到宝安。哪里有工厂、有工地、有劳务市场，他就去。但到处都一样——金融危机来了，到处都在裁人，到处都在关门。 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工业区，看到一家鞋厂门口贴着招工广告。他走进去问，人家说要女工，不要男工。他又走到隔壁一家塑料厂，人家说不招人了，刚裁了一批。 他从工业区走出来，坐在路边的花坛上歇脚。旁边坐着个老头，五十来岁，穿着灰扑扑的夹克，也在那儿歇着。 "找活？"老头问他。 "嗯。" "找到了吗？" "没有。" 老头笑了笑："我也没找到。找了半个月了，到处不要人。" "你以前干什么工？" "什么都干过。工地、工厂、保安、保洁。去年在一个电子厂干流水线，上个月被裁了。" 华建国没说话。 "我跟你讲，今年比哪年都难。"老头说，"九八年那阵子也难，但那时候深圳到处在建设，工地上总能找到活。今年不一样，连工地都停了不少。" 华建国想起了九八年。那时候他刚来深圳，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一天三十块。虽然苦，但总有活干。十年过去了，情况反而更差了。 他在花坛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继续走。天又黑了。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站着不动不行。人得动，动了才有机会。 他往城中村的方向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人摆地摊。卖什么的都有——袜子、手机壳、打火机、假名牌手表。一个小伙子蹲在地上，面前铺了块布，上面摆着手机壳，十块钱三个。 华建国停下来看了看。小伙子抬头问他："买个手机壳？" "我不买。"华建国说。他没手机。 "那看看呗。" 华建国看了一会儿，问："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 "一天好的话能挣五六十，不好的时候二三十。"小伙子说，"你要摆摊？" "不知道。" "摆摊自由，就是城管烦人。你得跑快点，不然被抓住了罚一百。" 华建国没再说什么，继续往回走。但摆摊这个事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晚上。一天五六十，虽然不多，但总比一分钱没有强。而且不用看人脸色，不用被人嫌老。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手掌。他盯着那块水渍想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华强北的批发市场。他用五十块钱进了一批袜子——纯棉的，十块钱一打，零售五块钱三双。利润不高，但本钱小，卖完了再进。 他在城中村口找了个地方，把袜子摆在一张报纸上，蹲着卖。 第一天卖了二十双，挣了三十块。 第二天卖了十五双，挣了二十多块。 第三天下午，城管来了。 华建国看见城管从街那头走过来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跑。但他刚蹲着卖了一下午的袜子，腿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等他弯腰去收地上的袜子，城管已经走到跟前了。 "收了收了，这里不能摆。" 华建国手忙脚乱地把袜子往袋子里塞，但城管已经一脚踩在了报纸上。 "这些东西没收了。"城管说。 "同志，我就卖点袜子——" "知道你卖袜子。这里不能摆摊你不知道？下次再让我看到，罚款两百。" 华建国看着自己的袜子被城管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五十块钱进的货，还没卖完，就这么没了。 他提着空袋子站在路边，站了好一会儿。 后来他又进了一次货，这次不卖袜子了，改卖手机挂绳。一块钱进价，卖三块。利润高一点，但买的人少。他在城中村转着卖，有时候在地铁口，有时候在商场旁边。每天跟城管打游击——看见城管来了就跑，跑了再回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他开始认识了一些同样摆摊的人。有个卖手机壳的小伙子叫阿强，江西人，二十出头，以前在电子厂干过，去年被裁了就开始摆摊。有个卖假名牌包的大姐叫秀英，湖南人，三十来岁，一个人在深圳带着个女儿。 秀英的摊位在华建国旁边。她卖的是那种假LV、假Gucci的包，二十块一个，进价八块。她嘴皮子利索，路过的人她都能拉住说两句，生意比华建国好得多。 有一天晚上收摊的时候，秀英走过来递给他一瓶水。 "大哥，你第一天摆摊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你是不是以前在工厂干的？" "嗯。家具厂。" "家具厂也不行了？" "不行了。" 秀英叹了口气："现在什么都难。我以前在鞋厂干，去年鞋厂搬到越南去了，整个厂关了。几百号人一下子全失业了。" "那你一直摆摊？" "摆了半年了。挣不了大钱，但比在厂里自由。就是城管烦人。"她顿了顿，"大哥，你叫什么？" "华建国。" "我叫秀英。以后咱挨着摆，有个照应。" 华建国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回到出租屋，在软皮本上记了一天的账：手机挂绳卖了十二条，收入三十六块，扣掉吃饭十块，净挣二十六。他在"二十六"后面画了个圈，然后写了一行字： 2008年11月，失业，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