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腊月，华建国回家了。 他提前跟王老板请了假，说回家过年，过了元宵再回来。王老板批了，还多给了两百块年终红包。华建国揣着这两百块，加上攒下来的四千多块钱，踏上了回家的路。 从深圳到信阳，他已经走过五趟了。第一趟是1999年春节，那时候刚进电子厂不久，没挣到什么钱，买不起车票，没回。第二趟是2000年春节，也没回。第三趟是2001年从电子厂出来那年，身无分文，更回不了。2002年和2003年也没回——不是不想，是舍不得路费。从深圳到信阳的火车票，硬座一百多块，来回就是三百。三百块够桂兰和小军吃一个月的。 五年没回家了。 他买了一张硬座票，坐的还是绿皮火车。这回不用站了——他提前三天去买的票，买到了座位。车厢里还是挤，空气还是闷，但至少有个地方坐着。他靠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从南方的绿变到中原的黄。过了武汉之后，田里的麦苗已经发黄了，冬天了。路边的树光秃秃的，跟深圳完全不一样。 他在火车上想了很多事。想回家的路该怎么走，想桂兰变成什么样了，想小军长多高了。他走的时候小军五岁，现在十一了。十一岁的男孩，应该到华建国的胸口了。他不知道小军还认不认得他——五年了，五岁的小孩记得什么？ 火车到信阳站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站台上冷得很。华建国穿着从深圳带回来的棉袄——是厂里发的工服棉袄，蓝色的，不厚但挡风——裹紧了走出车站。 从信阳站到村里还有四十多里路。他坐了一趟中巴，到镇上，又走了五里路才到村口。 村口还是老样子。一棵大槐树，树底下有个石碾子，碾子旁边是王婶家的院墙。院墙上爬着枯藤，冬天看着灰扑扑的。远处的田里光秃秃的，麦苗贴在地皮上，绿里带黄。 华建国站在村口，看着那条通往家里的土路，忽然有点不敢走。 他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从家里走到村口，再从村口走到镇上，从镇上坐车到信阳，从信阳坐火车到深圳。每次走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回来了反而心里打鼓。 他深吸了一口气，迈开步子。 家里的房子比他走的时候更破了。土坯墙上裂了几条缝，用泥巴糊过，还是裂。房顶上压着石棉瓦，是桂兰后来加的，但有几块歪了，下起雨来肯定漏。院子里的泥地冻得硬邦邦的，几只鸡缩在墙根底下，毛蓬蓬的。 门是虚掩着的。华建国推门进去，看到堂屋里亮着灯——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瓦数很低。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墙角堆着几袋粮食，旁边靠着一把扫帚。 "谁呀？"里屋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有点沙哑，但华建国听得出来，是桂兰。 "是我。"他说。 里屋安静了两秒钟，然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桂兰掀开门帘走了出来。 她比华建国记忆中老了不少。头发扎在脑后，几缕白的混在黑的里头。脸瘦了，颧骨高了出来，眼角有了细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 她站在门帘边上，看着华建国，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回来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出这三个字。声音还是哑的。 "嗯。回来了。" 两个人隔着堂屋对视了几秒钟。五年不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华建国想说什么，但嗓子眼堵着，什么都说不出来。 桂兰先动了。她走过来，伸手摸了摸华建国的棉袄："就穿这么点？不冷啊？" "不冷。" "骗人。脸都冻红了。"她转身往里屋走，"我给你倒碗热水。" 华建国在堂屋里坐下来，把蛇皮袋子放在地上。袋子里装着他给家里买的东西——给桂兰的一件新棉袄，给小军一件夹克衫和一双运动鞋，给老娘一盒糕点。不多，但是从深圳带回来的。 桂兰端了一碗热水出来，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烫的，身子从里往外暖。 "娘呢？"他问。 "在里屋睡着。这两天腿疼，下不了地。" "小军呢？" "上学去了。得下午才回来。" 华建国点点头，没再问。他站起来，去里屋看了看老娘。老娘躺在床上，盖着两床被子，脸皱巴巴的，头发全白了。她睁开眼看见华建国，愣了一下，伸出枯瘦的手拉住他。 "建国？回来了？" "嗯，娘。回来了。" "瘦了。"老娘摸着他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黑了，也瘦了。" "没事，在那边吃得好。" 老娘不信，但也没力气多说什么。她拉着华建国的手不放，华建国就坐在床边陪她。过了一会儿老娘睡着了，他才轻轻把手抽出来，退出里屋。 桂兰在灶房里忙活。华建国走过去，看见她在烧火。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热气腾腾的，在煮鸡蛋面。 "你歇着吧，我来烧火。"华建国蹲下来，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你身上干净，别弄脏了。"桂兰拦他。 "什么干净不干净的。"他没起来，继续添柴。 两个人蹲在灶边，一个烧火一个炒菜。谁都没说话，但灶膛里的火噼里啪啦地响，锅里的油滋滋地叫，比说什么都好。 中午吃饭的时候，华建国把带回来的东西拿出来了。桂兰看到那件新棉袄，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嘴上说"浪费钱"，但眼睛是亮的。小军的那双运动鞋她也看了，白色的，带两道蓝杠。 "小军脚多大了？"华建国问。他买鞋的时候不知道小军穿多大号，估摸着买了三十五的。 "三十三的。"桂兰说，"大了两号，明年穿正好。" 华建国有点不好意思。五年级了，连儿子穿多大鞋都不知道。 下午四点多，小军放学回来了。华建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听见门口传来跑步的声音，然后一个男孩推门进来了。 男孩穿着校服——蓝色的，有点旧。个子比华建国想的要高，到他胸口了。脸像桂兰，圆的，但眉毛像华建国，又浓又直。手里拎着个书包，是布的，上面有补丁。 小军看见院子里坐着个人，愣住了。 "叫爸。"桂兰从屋里跟出来推了他一下。 小军看了看华建国，又看了看桂兰，低着头喊了一声："爸。" 声音不大，但华建国听得清清楚楚。 "嗯。"他应了一声，站起来，把那双运动鞋递过去，"给你的。试试。" 小军接过鞋子，翻来覆去看了看，眼睛亮了。他蹲在地上试了一只，大了，但没说。他把鞋脱下来，小心地放在一边。 "谢谢爸。" 华建国想摸摸他的头，但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五年没见，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动作。最后他只是拍了拍小军的肩膀，说了一句："长高了。" 过年之前，华建国跟桂兰提了一件事。 "咱俩的婚事，补办一下吧。" 桂兰愣了："补办什么？都老夫老妻了。" "当年结婚就摆了两桌酒席，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现在日子好一点了，请村里人吃顿饭，热闹热闹。" "那得花多少钱？" "花不了多少。买头猪，杀几只鸡，请厨子做几桌菜。村里的叔伯婶子都请来，热闹一天就行了。" 桂兰犹豫了。华建国看得出来她不是不想，是舍不得花钱。这么多年她一个人在家拉扯孩子伺候老人，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让她一下子摆几桌酒席，她下不去手。 "钱的事你别操心。"华建国说，"我带回来了。" 桂兰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第二天早上，华建国听见她在灶房里哼歌。调子很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两句，但他听出来了，是当年结婚那天放的歌。 腊月二十六，华建国和桂兰补办了婚礼。 说是婚礼，其实就是请村里人吃了顿饭。在华家院子里搭了个棚子，借了邻居家的桌椅板凳，请了镇上的厨子来掌勺。一共八桌，村里该请的都请了。 华建国穿了一身新衣服——是在镇上买的，西裤加衬衫，灰色的，不贵但整齐。桂兰穿了一件红棉袄——不是华建国带回来的那件，是她自己做的，大红布料，盘扣，老式样子，但穿在她身上好看。 小军穿上了那双大两号的运动鞋，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得意得很。 村里人都来了。王婶端着一盘花生米过来帮忙，张叔拎了两瓶白酒当贺礼，刘大娘拉着桂兰的手说"建国出息了，挣了大钱了"。华建国笑着应酬，给人敬酒，被人拍肩膀，说"在外面发财了别忘了老乡"。 他没发财。但他不想解释。在这个场合，笑就行了。 酒席吃到下午三四点，人散了。华建国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吹风。桂兰在收拾桌子，小军在帮忙端碗。 太阳西斜了。冬天的日头没什么温度，但照在脸上暖暖的。华建国眯着眼看着院子——土墙、石棉瓦、鸡圈、晾衣绳。破破烂烂的，但这是他的家。 过了元宵节，华建国要回深圳了。 走的那天早上，桂兰给他煮了一碗鸡蛋面。他吃完，背上蛇皮袋子——这次比来的时候轻了，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裳和桂兰给他装的腊肉干。 桂兰送他到村口。小军要去上学，没来送。走之前小军跟他说了句话："爸，你下次回来给我带个足球。" 华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 在村口，桂兰站住了。她没像电视里那样哭，只是站着看他。 "到了那边来个电话。"她说。 "嗯。" "别太省了，该吃吃。" "嗯。" "家里你放心，有我呢。" "嗯。" 华建国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桂兰还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穿着那件红棉袄，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 他挥了挥手。桂兰也挥了挥手。 然后他转过身，往镇上走。中巴到信阳，火车到深圳。一样的路，走了五年的路。 但他知道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他走的时候，身后有个完整的家在等着他。有桂兰，有小军，有老娘。他不是一个人在打工了。 他从来没有真正一个人过。 火车上，他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田地往后退。过了武汉之后开始下雨，雨点打在车窗上，一条一条的。他闭上了眼。 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也许是明年过年，也许后年。但他知道，不管多久，家都在那里等着他。 他得继续挣钱。盖房的钱还差一半，小军上初中的学费也要攒。日子还长，活还多。 但至少现在，他心里有底了。有手艺，有方向，有人在等。 火车往前开，雨还在下。华建国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