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十七分，温以宁睁开了眼睛。 卧室里的月光已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一线灰白色的天光。她的眼球干涩，转动的时候像有砂纸在来回磨，整夜没换过姿势的右肩发麻，手臂压在身体下面，血液流不过去，指尖像一块冰凉的橡皮泥。 她躺着没动，盯着天花板上那条银白色的光痕逐渐变得明亮。她花了大概三十秒才想起来自己在哪里，又花了十秒确认那段从睡梦边缘隐约传来的旋律只是一个幻觉——昨晚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站在她的床头。 她翻了个身，把压在身下的右手抽出来。手背上有三道粉红色的压痕，是枕套的褶皱压出来的。她把那只手举到眼前，看了几秒，然后坐起来。被子从肩头滑落，清晨的空气凉飕飕的，带着隔夜残留的一点尘土气味。 她赤脚踩在地板上，走到衣柜前，拉开最上层的隔板。几只叠好的毛衣后面，那只暗红色的铁盒还安静地待在那里。她没有把它拿出来。她只是把毛衣扒开一条缝，看见铁盒的盖子还严丝合缝地扣着，边缘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她把毛衣重新堆回去，关上柜门。 洗漱的时候，她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了自己一眼。眼下的青黑比昨晚更深了，嘴角旁边有一小道枕巾压出的浅痕，头发乱糟糟地翘着。她拧开水龙头，弯腰把脸浸进冷水里，憋了半分钟的气，直到胸腔里像有一团火在烧，才抬起头来。水滴从她的下巴、鼻尖、睫毛上滴落，在洗手台的白瓷面上砸出细小的、不规则的水花。她抬手抹了一把脸，水顺着她的手指缝淌下去，在手腕的内侧汇成一道细流。 她换了衣服。一件浅灰色的亚麻衬衫，一条黑色的直筒长裤，外面套了件薄薄的米白色开衫。她站在全身镜前系扣子的时候，手指顿了顿——镜子里她的身后，卧室的门框旁边，什么都没有。但她还是侧过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 她出门前，在玄关站了十秒钟。鞋柜上的那只手环已经不在了——她昨晚把它收进了铁盒里。但那个位置空出来的感觉，比放着东西的时候更让她不舒服。仿佛有一个隐形的轮廓还嵌在鞋柜台面的那一片微尘里，像一个被擦掉了、但印子还在的签名。 她弯腰穿了鞋，拉开门，走了出去。 临江区刑侦大队的大楼是一栋灰白色的五层建筑，外墙贴着老旧的小面砖，有几块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水泥层。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被早上的太阳晒得有些反光。温以宁在门口站了两秒，那两个字——“刑侦”——印在她的视网膜上，带着一种冷硬的、不容商榷的语气。她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大厅里的空气混着消毒水、打印墨粉和某种说不清的金属气味。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二十出头，脖子上挂着一根蓝色的工作证带子，看见她就抬了抬下巴：“找谁？” “周正刚周队长，约了十点。” 小伙子翻了翻桌面上一个摊开的记录本，手指点着某一行字点了点头：“三楼，307。电梯右转第二间。” 温以宁道了谢，走向电梯。电梯门合上的时候，她看着楼层显示屏上红色的数字从“1”跳到“2”再跳到“3”，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同一个念头：307。萧寒的病房号也是307。巧合。一定是巧合。 她推开307室的门时，周正刚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冒出一股浓烈的茶叶气息。他今天穿的是一件藏青色的POLO衫，领口有点皱了，袖口挽到小臂中段，露出来的手腕上戴着一块表盘很大的黑色电子表。他看见温以宁，把搪瓷缸子放到桌面上，站起来朝她点了下头：“温医生，坐。” 办公桌对面只有一把木椅子，椅面磨得发亮，边角有些松动，坐上去的时候往下沉了两毫米。温以宁把包放在腿边，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办公室不大，墙壁上钉着两张地图，一张是临江市区图，另一张是省域交通图，地图的边缘卷起来了，用透明胶带勉强粘着。窗台上放着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叶子尖发黄，盆里的土干裂了。窗子朝北，光线偏冷，照在周正刚脸上把他的法令纹衬得更深了些。 “你想聊什么？”周正刚重新坐下，往前倾了倾身，手肘支在桌面上，十指交叉。他的目光落在温以宁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不放过任何微表情的专注。 温以宁组织了一下措辞。她来之前想好了几个版本——一个是对萧寒的初步评估，一个是她想请求调阅更多案件细节的请求，一个是她想试探周正刚手里到底掌握了多少。她选了中间那个。 “我昨晚听了一段录音，”她说，“是我的病人萧寒在治疗过程中讲的一些内容。他提到了几个具体的受害者，他描述的方式……非常详细。详细到不可能是编造的。” 周正刚的手指交叉紧了一点。他的眉毛没有动，但眼皮微微眯了一下，像照相机的光圈在调焦。“详细到什么程度？” “他描述了一个家暴者的作案习惯，用的凶器是哪一端，受害者的伤势，甚至急诊接诊医生的名字。另外一个案例，他提到了受害者被监控的时间长度——两百三十七天。”温以宁的目光没有从周正刚脸上移开，“周队长，我想问一下，你们卷宗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周敏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叫刘玉芬的？” 周正刚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钟，目光从温以宁的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摊开的某个文件夹上。然后他伸手拿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放下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周敏，三十四岁，小学教师，丈夫在酒吧当保安。去年十二月二十六号在家中被发现死亡，死因是颅脑损伤，现场没有发现凶器，没有指纹，没有DNA。她的丈夫失踪了，至今没找到。”周正刚的声音压低了，“刘玉芬，五十二岁，退休职工，独居。今年三月四号死在自家厨房，死因是颈动脉破裂，同样没有凶器，没有痕迹。” 温以宁的指尖掐进了自己手背的肉里。一模一样。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 “你那个病人，”周正刚往前凑近了一点，“他还说了什么？” 温以宁张了张嘴。她脑子里闪过无数个画面——萧寒坐在诊室的沙发里，灯光从他头顶倾泻下来，他的声音平缓得像一条没有波浪的河流。她想起他说的第三个故事，那个被叫做“狼”的上司。她还没来得及把那个故事说完，但萧寒的故事清单上还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 “他说了五个，”温以宁说，“他说他‘帮’了五个人。剩下两个，他没说。” 周正刚的手指松开了交叉的姿势，在桌面上平摊开，掌根按着一张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的A4纸。纸张的右上角印着一个模糊的红色公章，她看不清上面的字。周正刚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站了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他的肩膀很宽，POLO衫的布料在他肩胛骨的位置绷出了两条纵向的折痕。 “温医生，我跟你说实话。”他转过身，靠着窗台，双臂抱在胸前，“这五起案子，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到现在，我们投入了整整一个专案组。现场没有一根头发，没有一滴血，没有一枚脚印。每一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周围都干净得像被吸尘器吸过一样。法医那边的结论是，凶手至少有两到三年的医学或护理背景，因为他对人体的构造太了解了——他知道切哪里会致命，知道切哪里不会喷太多血，知道怎么让伤口看起来像意外。” 温以宁的后背抵着椅子的硬木靠背，脊椎骨被硌得微微发疼。她攥紧了自己的手，手背上的指甲印泛着白。 “你的意思是，萧寒具备这些条件？” “我不知道。”周正刚说，语气里有一种坦率的、近乎疲惫的坦诚，“我查过他的背景，一片空白。他的档案里只有转院记录，转院前的医院说他‘查无此人’。他的出生日期、籍贯、教育经历、过往医疗记录，全部是缺失的。他就像凭空出现在青藤康复中心的一张病床上一样。” 温以宁的手指猛地收紧了。她想起了自己前天晚上在办公室里调取萧寒的转院病历——那个签名模糊的转诊医生，那个声称“查无此人”的前一家医院。她当时觉得那些漏洞只是行政上的疏漏，现在她明白过来，那些漏洞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周队长，”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你今天找我来，不只是想了解治疗进展吧？” 周正刚沉默了两秒。然后他从窗台上直起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封口处缠着白色的棉线绳，打了两个死结。他把文件袋放在桌面中央，用手指推到了温以宁面前。 “这是一部分案件资料的复印件。”他说，“不涉及侦查秘密的、在公开报道里也能找到的信息，但比公开报道详细一点。你可以拿回去看，也可以用于你治疗中的参考。”他的语气顿了顿，像在踩刹车的边缘，“我是希望，如果你在治疗过程中发现了任何——任何——跟这些案子有关的信息，你能让我知道。” 温以宁看着那只牛皮纸文件袋。棉线绳缠得很紧，结扣的位置带着一个微小的、油腻的指纹。她没有伸手去碰。 “周队长，我是医生，不是警方的线人。医患保密原则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知道。”周正刚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只是一个肌肉的牵扯，“所以我没让你当线人。我只是把一些资料给你看，你自己判断。如果那些东西——那五个受害者——真的是他做的，你握着那些信息，你自己晚上睡得着觉吗？” 办公室里的空调发出低沉的嗡鸣，冷气从出风口倾泻下来，掠过温以宁的后颈，凉得她肩胛骨上起了一片细小的鸡皮疙瘩。她盯着那只文件袋，盯着袋口缠得一丝不苟的棉线绳。 她想起萧寒坐在沙发上说“我让那个摄像头永远地关掉了”时的神情——那里面没有炫耀，没有愧疚，没有恐惧。那是一种她难以定义的、异常平静的东西。 “袋子我拿走了。”温以宁伸手按在文件袋上，指尖触到牛皮纸粗糙的纤维表面，“但我不能保证我会告诉你什么。” “那就看你能告诉我什么了。”周正刚靠回椅背，搪瓷缸子被他端起来又放下了，发出不轻不重的碰撞声，“温医生，你做这行做了多久了？” “十三年。” “那你一定见过很多种病人。”周正刚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你见过那种——你觉得需要被‘治疗’，但同时又觉得他在某件事上是‘对’的病人吗？” 温以宁的手顿了一下。文件袋的边角硌着她的掌根，硬而沉。 她见过。她面前现在就有一个。 但她没有回答周正刚的问题。她把文件袋拿起来，放进自己的包里，拉上拉链。她站起来，椅子腿在地面上拖出一声短促的尖响。 “谢谢你的资料，周队长。我先走了。” 周正刚没有留她。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搪瓷缸子里冒出的白气在他面前缓缓升腾又散开。他目送她走到门口，在她握住门把手的时候，他在她身后说了一句：“温医生，注意安全。” 温以宁没有回头。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光线比办公室里亮一些，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两根在闪，发出那种频率很快的滋滋声。她朝电梯走过去的时候，一只手插在包里，手指按在牛皮纸文件袋的边角上，感受着纸张的厚度和重量。她知道自己现在攥着一样危险的东西——不是警方不知道的信息，而是她自己对萧寒的认知开始松动的那一刻。 她走出刑侦大队大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楼顶的正上方。夏天的光线又白又烈，照在灰色的人行道上，明晃晃的让人睁不开眼。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眯着眼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蓝的，几乎一朵云都没有。 她拉开车门，坐进去。她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把包放在副驾座上，拉开拉链，把那只牛皮纸文件袋拿了出来。棉线绳在她指间绕了两圈，被她一点点解开。她抽出里面的纸张，厚厚的一沓，最上面一张是一份现场勘验笔录的节选，上面用红笔标注了几个关键点。她逐行看下去，手指沿着纸面滑动，目光落在某一行字上顿住了——那句描述与萧寒昨晚说的一模一样。 她把那张纸翻过去，看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每一页上都有红笔圈出来的地方，每一处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凶手对人体的控制力异乎寻常，精确到毫厘的切割路径，近乎冷静的情绪状态，以及—— 温以宁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指停住了。那是一张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截图，发件人的名字被黑条遮住了，收件人是临江区刑侦大队公共邮箱。邮件正文只有两行字，没有署名，没有抬头。 “他在找人。找跟他一样的人。如果你们找到了，告诉我。” 温以宁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她把那张纸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把整沓资料重新整理好，塞回文件袋里，棉线绳绕着扣了两圈，没有打结。她把文件袋放回包里，拉上拉链，然后发动了车。 引擎嗡鸣着，空调吹出的冷风扑在她的脸上，她握着方向盘，指关节发白。 “他在找人。找跟他一样的人。” 她挂挡，松刹车，车子驶离了刑侦大队的大楼。后视镜里那栋灰白色的建筑逐渐缩小，最后被一个转弯甩出了视野。温以宁把车开上临江大道，路边的香樟树在风里哗啦作响，绿色的叶片翻出银亮的背面。 她脑子里翻涌着无数个念头。萧寒是不是在找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被转到青藤的第一天？还是从更早——从她开始查阅那五起案件的那一天？那只白色的手环是一个信号，还是一个标记？七减五等于二。那两个人是谁？在哪儿？ 她越想越觉得冷。车内的空调温度明明已经调到了二十四度，可她的指尖还是凉的。她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放在自己的左臂上握着，想用手心那一点微弱的温度把手背暖热。没用。那股凉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她把车开回青藤康复中心的时候，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她停好车，穿过大厅，跟前台的值班护士点了下头，径直走向三楼。走廊里安静，有两三个穿着病号服的患者在活动室门口晒太阳，其中一个老人在打哈欠，嘴巴张得很大，露出缺了两颗牙的牙龈。温以宁从他们身边经过，脚步不停，一直走到307病房的门口。 门关着。门上的号码牌是白底蓝字的，金属边框在日光灯下反着光。她站在那扇门前，抬起手，指关节悬在门板前几厘米的位置。 她没有敲。 她站在那里，听着门里面的动静。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只有空调外机在窗外发出低沉的震动。但温以宁知道他在里面。她感觉得到。就像你明知一个人站在一道帘子后面，你虽然看不见他，但你知道他就在那里，在呼吸，在听。 她把手放下了。 她转身，走回走廊的另一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反锁，把包放在桌子上。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把那只牛皮纸文件袋再次打开，把里面的资料一页一页地在桌面上铺开。她把那五起案件的现场勘验笔录并排放在面前，每一张纸上都有红笔标注的细节。她看着那些细节，把它们和萧寒在诊室里说的每一句话逐一比对——吻合，吻合，还是吻合。就像一把钥匙插进一把锁，严丝合缝。 温以宁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日光灯的光线刺得她眼睛发酸。她把那两页用黑条遮住发件人的邮件截图单独抽出来，放在最上面。邮件里那句“他在找人。找跟他一样的人”反复在她脑海里打转。 找跟他一样的人。什么人？有能力像他一样做出那些事的人？还是能理解他做事逻辑的人？还是——能让他愿意讲述、愿意放下伪装的人？ 温以宁把那封邮件截图翻过来，再一次看背面。背面空白。 她把它放到一边，拿起另外一份资料——一份简短的人物侧写，是警方心理专家做的。上面写着：“嫌犯画像：男性，二十五至四十岁，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具有一定医学知识背景，情绪控制能力极强，生活中可能表现为冷静、有条理、不易被激怒。极有可能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严重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导致其对‘控制型人格’产生高度敏感。作案动机可能并非单纯的愤怒或报复，而是一种——扭曲的正义执行冲动。” 温以宁把那份侧写读了三遍。她的手指按在“扭曲的正义执行冲动”那几个字上，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油墨微微凸起的表面。 萧寒说过的一句话突然从她脑海里浮出来——“该结束的东西，就应该让它结束。留着，只会腐烂。” 她想起自己在墨迹测试里问他“你觉得自己是善良的人吗”时他的回答。他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只是看着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她到现在都记得——眼睛没有弯，只是嘴角翘了那么不到两毫米的弧度，像在说一件他已经知道答案、而她还蒙在鼓里的事。 温以宁把那些资料收拢在一起，重新装进牛皮纸袋里。她把文件袋放进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上了锁。然后她抬起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五十分。 距离下午的面谈还有三个小时十分钟。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平摊在桌面上，看着自己指缝间那道被纸张边缘划出来的、细长的红痕。那道痕不深，过几天就会消失，但此刻它微微发着热，像一条细小的、活的线。 温以宁闭上眼，在黑暗的视野里，她又看见了那只白色手环背面写着的“7”。那个数字在她眼前慢慢旋转，变成一颗深蓝色的玻璃珠子，珠子中间一条裂纹横贯而过，像一只半睁半闭的、正在看她的眼睛。 她睁开眼，拿起手机。屏幕上没有新消息。她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点开陈小曼的对话框，打了几个字：“下午面谈之前，能不能帮我查一件事——307病房的病人，转院前最后一家医院的地址，我要具体的。越具体越好。” 她按下发送键，然后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了桌面上。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空调的送风声和她自己平稳、但略微偏快的呼吸。 她在等。 等着答案，或者等着那个答案自己来找她。 而她有一种直觉——不管她查不查，萧寒都会在下午三点的那个诊室里，坐在那面她熟悉的皮质沙发上，歪着头，笑着看她，然后在某句话的末尾问她：“温医生，你查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