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在桌面上缓缓移动。光斑从操作台的左侧滑到了中间，又从中间滑到了右侧，拉出一道逐渐缩短又逐渐拉长的金色轨迹。林海坐在椅子上没有动过，从晨光初照到接近正午，他的姿势几乎保持着原样——后背靠在椅背上，两条手臂搁在扶手上，十指交叉扣在腹部，目光落在那部电话机底座背面被揭掉标签纸之后留下的一小块颜色略浅的方形印迹上。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三次。第一次是刘畅发来的一条消息，附了两张手机翻拍的照片。林海解锁屏幕看到第一张是一份泛黄的员工登记表复印件，照片栏里贴着一张一寸黑白证件照。照片上的男人剃着平头，戴一副细框眼镜，镜片底下是一双不大但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眼睛。照片下方的个人信息栏里手写着姓名：周远，入职日期：二零一三年三月，岗位：发射机维护技术员。备注栏里用红色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失踪。" 第二张是一份发射机运行日志的截取页，日期从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到八月十七日。每一天的日志表格里，在例行维护记录下方的空白处都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备注，字迹很轻，像怕被人看到。八月十一日写着："晚22:40，96.4频点出现载波，功率不稳定。未记录在系统。"八月十二日："22:35，重复出现。信号内容有人声。未上报。"后面每一天都有类似的记录，到八月十七日那天的备注栏里只剩下一行字，笔迹比之前潦草了许多："周远最后一天上班。" 林海把第二张照片放大了仔细看，在八月十四日那行的备注末尾，铅笔字后面跟着一串极小的数字，像手机号码的格式，但只有十位，缺了最后一位。他记下了那串数字，然后把消息划掉了。 第二次震动是医院打来的。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之后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自称是江城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她问林海是不是今天凌晨送来的李薇女士的联系人，林海回答是之后护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说："伤者情况不太乐观，脾动脉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我们抢救了六个多小时，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您如果方便的话，来一趟医院吧，有些情况需要家属当面了解。您能联系上她的亲属吗？" 林海说："她的手机在我这里，通讯录里有一个标了'女儿'的号码，但是对方是小孩。我会试着找到她的家人。" 护士说好的，您尽快。 林海挂了电话，拇指悬在李薇那部手机的联系人界面上。屏幕亮着，联系人列表按字母顺序排得很整齐，标着"女儿"的头像是一只毛绒兔子的照片，旁边没有存真实的姓名。他往下滑了几行，看到了一个备注为"妈"的号码，拨了过去。响了六声之后有人接了，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江城口音，背景里有人在说话和电视新闻播报声混在一起。林海把李薇的情况简短地说了一遍，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中年女人哭出了第一声。哭声被话筒的防风罩滤得有些失真，像信号在传送过程中被压缩过度了。 "她在哪个医院？"对方问。林海报了地址，对方说了谢谢，然后挂了。 他锁了屏幕，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导播间的储物柜前面，拉开柜门拿出一个帆布包。包里有几样东西：一台从家里带来的旧笔记本电脑、一个U盘、一本空白笔记本和两支黑色签字笔。他把这些搬到操作台上铺开，然后从外套内袋里取出那部白色手机放在旁边。 笔记本翻开的第一页他写了几个日期和名字，从上到下排成一列：七月十七日——赵一鸣。七月十八日——李薇。两个名字之间隔了一行，用横线连起来，横线上方他画了一个问号。然后在两个名字下面画了一条长横线，横线末端通向一个更大的问号。他在这页纸的边缘写了"周远"两个字，圈起来，又写了"周国平"三个字，也圈起来，两个圈之间画了一个箭头，箭头上方写了一个"父？"。 他拿起手机打开了李薇录的那段视频。四分钟二十二秒的录像文件已经自动保存到了相册里，他点开播放，把进度条拖到李薇身体往后倒去之前的那几秒，用两根手指把画面放大到最大。监控画质在放大之后颗粒感变得更重了，但那个持刀男人的侧脸和耳后的深色胎记在连续几帧画面里都能清晰地看到。他把那几帧截图保存到本地相册，然后把手机放下。 笔记本翻到第二页，他开始写字。他回忆从第一通电话听到赵一鸣的名字开始，到昨晚李薇说出"拍到了"为止，所有他能想到的细节都记下来。时间、地点、声音的特征、出现的顺序、每一次水痕和钢琴单音的位置。他把周远值班记录册上那些潦草的备注也转抄到了本子上。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笔尖停住了，墨水在纸面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点。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主持人每晚零点准时出现，接听一通打进96.4频道的外线电话，然后在电话里准确无误地宣布那个人的死亡时间和方式。赵一鸣那一晚是这样，李薇那一晚也是这样。但他在导播间监听的时候，他所在的物理位置——这个房间里的所有音频设备都是连接在电台的主播控系统上的。他的监听耳机能听到主持人声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系统的音频矩阵把某个输入通道的信号路由到了监听输出。 如果系统里没有96.4这个通道的存在，他的耳机是从哪里收到信号的？ 他把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插上，打开工作站主机的文件系统，不是从播出软件的界面里翻，而是进入了系统的音频路由配置文件。那是一堆xml格式的参数文件，他用记事本打开一个一个地翻，找所有与频率编号、通道命名、音频流地址相关的条目。翻了将近二十分钟之后，他在一个名为"legacy_routing_backup.xml"的旧配置文件中看到了一行字。 那行字夹在几十行已注释掉的旧参数中间，没有任何前后文关联，也没有被任何程序调用过的痕迹。它就这么孤零零地躺在那个文件里，像一座被拆迁的楼房里留下来的最后一面承重墙。 "<channel id='96.4' name='应急备用链路' input='telnet:192.168.1.33:6004' output='matrix:monitor' status='inactive' last_active='2015-08-17 23:52' />" 林海的视线定在了"2015-08-17 23:52"这串数字上。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夜里十一点五十二分。和周远最后一班岗是同一天，比那七天信号周期结束的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关上电脑，拿起手机调出刘畅发来的那张日志截取页，把八月十七日备注栏里的那串铅笔数字又看了一遍。十位，缺最后一位。他盯着那串数字想了很久，然后从桌面上拿起那部老式电话机的听筒，贴在耳边。 拨号音。持续的、干净的拨号音。他低头看着电话机的拨号盘——圆形的黑色塑料盘面，上面印着从0到9十个数字和相应的字母，手指伸进去的时候拨号盘的边缘有细微的锯齿纹路，方便转动时的摩擦力。他把手指插进"1"的孔位里，顺时针转到尽头松开。 咔嗒。拨号盘回弹的声音从机身内部传上来，清脆得像一根金属簧片被释放。然后第二下，第三下。他按照那串铅笔数字——除了最后一位——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了进去。每拨一个数字，拨号盘回弹之后听筒里的拨号音就会中断一小段，然后重新续上。他拨完了前九个数字，听筒里恢复了持续的拨号音。 最后一位不知道。他开始从0试起。拨下0，拨号盘回弹。拨号音中断了一瞬，然后——他没有听到拨号音回来。听筒里变成了一段持续的空寂，像一条被接通了但没有人在另一头的线路，背景里有极轻的电气底噪，像电流经过长距离传输之后衰减剩下来的残响。 然后那个声音来了。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水泡翻涌的杂音和潮湿的回响，比任何一次都清晰。那个带江城本地腔的男声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贴着话筒说的。 "你找到我了。" 林海的呼吸停了一拍。他的拇指还按在拨号盘边缘的凹槽里没有移开，指腹感受到金属盘面被日光晒了半上午之后残存的一丁点余温，但此刻那份温度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退去。整个听筒的胶木外壳都在变凉，凉意从听筒贴着他耳廓的位置向内传导，像有人把一根冰凉的金属管轻轻塞进了他的耳道。 "你是周远？"林海问。他的声音在空荡的导播间里没有任何回响，但紧接着听筒里传来了回应——那个男声说"是"，然后停顿了一下，像在攒力气说更长的话。水声在背景里持续翻涌，但比前几次听到的似乎弱了一些，像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你在哪里？"林海又问。 听筒里的声音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男声说了一串词，被水泡涨又被挤压变形，但每一个字林海都听清楚了。他说："在地下。发射塔地下。三层。被水灌满了。" 林海的手指攥紧了听筒的外壳，胶木表面的凉意正在向他的指骨渗透，但他没有松手。"谁把你关进去的？谁灌的水？" 那个声音再次沉默，但这次沉默里夹杂着一种细微的摩擦声，像有人在水里翻了一个身，肩胛骨蹭到了某个坚硬的表面。然后他说："你想不起来。你当时太小了。" 林海的脑中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他听见自己说："我？" 但那个声音没有回应。水声忽然变得剧烈起来，哗啦哗啦的湍流声像有什么东西从深处涌上来，把话筒的位置淹没了。男声变成了断断续续的碎片，从水流底下浮上来又被卷走："……别信……那个频道……它需要的不是死者……" 声音断了。水声停了。听筒里重新恢复了拨号音，干净平稳，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林海把听筒从耳朵上拿下来，发现自己的手指在抖，抖得整个听筒在空气中画着微小的弧线。他把听筒扣回机身，弹簧复位的声音清脆地弹了一下。 他站在电话机前面，后背的操作台抵着他的尾椎骨，支撑住了他正在往下软的身体重心。他的脑子里嗡嗡地转着一件事——那个男声说"你当时太小了"。这句话意味着说话的人认识他，认识小时候的他。但他完全不记得任何跟周远有关的事，一个技术员，二零一五年失踪，那时候他十六岁。十六岁不小了，他不该完全想不起来。 除非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更小。更早。远在二零一五年之前。 他快速走到柜子前面拉开柜门，从最底层翻出一个旧纸箱。纸箱里装的是他入职时从上一个离职导播那里交接过来的杂物——几本旧笔记本、两本电台内部通讯录、一叠未使用的值班表。他把通讯录翻开，找到技术部那一页，手指在纸面上逐行扫过去。二零一三年的版本，技术部名单里有周远的名字和内部座机号码。他把那一页拍了下来，然后继续翻。 二零一二年。周远还在。二零一一年。周远还在。二零一零年。周远也在。他一路往前翻，翻到这本通讯录的第一页——印刷日期是二零零七年，封面已经脱落了一半，用透明胶带粘着。技术部名单里依然有周远的名字，标注为"高级技术员，发射塔机房负责人"。 但在那一页纸的右下角，紧贴着页码数字的位置，他看到了一行手写的字，用蓝色圆珠笔写的，笔迹规整，和他在值班记录册上看到的字体一致——是周远自己的笔迹。那行字写得很小，像是怕被印在纸面上的正式内容盖住： "旁边那个孩子是周国平的儿子。他经常来机房玩。" 林海把通讯录合上。纸页之间挤压出一缕陈旧纸张特有的灰尘气味，他吸了一口，然后干咳了两声。他把通讯录放回纸箱里，站起来，重新走到电话机前面拿起了听筒。 拨号音还在。他沉默地听了几秒，然后说："周远，你还在吗？" 没有回应。拨号音持续稳定地响着，像一台不能停下的机器固执地输出着它唯一的信号。林海又说了一句："我小时候去过发射塔机房？你认识我？" 听筒里忽然起了一阵微弱的变化。拨号音下面出现了极轻的细响，像有人在水下翻动一沓被泡透的纸页。然后一个比刚才更弱的声音传上来，被层层水流削减得几乎失真，但林海还是听出了那几个字。 "……你爸带你来的……你爸叫周国平。" 听筒里涌上一股猛烈的潮声，像一口封闭了多年的井终于被凿穿了底部，水从深处倒灌上来。潮声持续了几秒然后骤然跌落，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滴水声，然后滴水声也消失了。拨号音还在，但变得比之前疏了一些，像电压不稳时那种微微晃动的音高。 林海握着听筒的手放了下来。听筒从他指间滑落，胶木壳砸在操作台边缘弹了一下，听筒线被重力拉直又松垮地坠下去，悬在半空中微微晃动。他没有去捡。他站在原地，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尖触到了裤缝的布料表面。 周国平。那个标签纸上的经办人名字。他的父亲。他父亲在电台设备科工作了二十二年，二零一六年退休，退休那年搬回了江城的乡下老宅。他从来没有跟父亲聊过电台工作的事，父亲也从来不主动提。他一直以为那只是性格使然——父亲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现在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小时候去父亲单位玩过很多次，有一次在发射塔下面迷了路，父亲找了很久才在机房的地下通道找到他。那天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没说话，手心全是汗，攥着他的手腕攥得很紧，像怕他再丢一次。 那一年他几岁？八岁。二零零七年。正是周远在那本通讯录上写的那行字的年份。 林海弯腰把听筒捡起来，扣回电话机上。他拿起手机，在通话记录里翻到了父亲的名字，拇指悬在拨号键上面停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按下去。他锁了手机，把它塞回口袋里，然后转身收拾了桌上的笔记本和电脑，塞进帆布包，拉上拉链。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午间的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地砖上铺了一层亮白的光。他走过那扇曾经结过水雾的卫生间窗户时侧头看了一眼，玻璃干净透明，窗外是停车场和更远处的高楼轮廓，一切清晰如常。 他走下楼梯，穿过一楼大厅，推开玻璃门走进了正午的街道。阳光落在他的肩膀上，带着七月盛夏真正的热度，烤得他颈后的皮肤微微发烫。他朝着公交站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出了父亲的号码。 听筒里传来等待接通的嘟声。一声。两声。三声。四声。嘟声重复到第七次的时候被接起来了，那头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带着电视机背景的沙沙声和电风扇摇头时的嘎吱响。 "喂？海子？" 林海握着手机站在人行道上，午后的影子在他脚下缩成一个极短的、紧贴鞋尖的黑色圆块。他张了张嘴，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砂纸擦过了铁皮。 "爸，我问你一件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电视机的声音被调小了，电风扇的嘎吱声变得清晰起来。"你说。" "发射塔机房下面，是不是有三层地下室？"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这一次安静得很长，像一条电话线在传输沉默的过程中被拉长了长度。然后他父亲的声音传回来，比之前低了两度，像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压住了声带。 "你……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