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的时候天还没全亮，窗外是那种介于深蓝和灰白之间的光，蒙蒙的，像有人把墨汁兑了水泼在窗户上。楼下的院子里有扫帚摩擦水泥地的声响，节奏跟往常一样，扫过去，顿一下，再扫回来。我从床上坐起来，荞麦皮枕头在身后沙沙地响了一声。窗口的月光已经被晨光盖过去了，昨夜那块亮斑的位置只剩一片灰白，旧年画上胖娃娃的脸在晨光里重新变得清晰。 我穿好衣服下楼。木头台阶在脚下还是咯吱咯吱地响，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二级，跟昨天一样的数。厨房里锅盖掀开的声音从一楼飘上来，紧接着是粥的香气，那种米油融化在水里之后散开的、甜润绵长的气味。奶奶正站在灶台前面，手里握着长柄勺在锅里搅动，锅里白粥翻滚着，冒出的白气在厨房里弥漫开来，把窗户玻璃蒙上一层雾。 "醒了？"她没回头，勺子在锅沿上刮了一下，"粥好了，咸菜在冰箱门边上。" 我从冰箱里拿出那只玻璃罐子，夹了两条萝卜干出来，盛了一碗粥坐在堂屋的方桌上吃。晨光从门口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块亮，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浮动着，一粒一粒的，像被钉在光里不动了。奶奶端着粥碗在我对面坐下来，她喝了一口，把碗放下，看了我一眼。 "今天什么打算？" 我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想了想。"去一趟东莞。长安镇，那条河边。我想再找找附近有没有人见过那辆车，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上次去只在河边站了会儿，没往周边问。" 她点了点头，低头喝了一口粥。喝完之后她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放下碗，用拇指擦了一下嘴角。"河边那一带以前有巡逻队，管河道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你要是去了那边，找找看有没有管河的人，说不定人家记得什么。" 这个线索我倒是没想到。我把这句话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在"茅洲河"那一页的下面加了一行："问河道巡逻队，或附近长期居住的人。" 吃完早饭我帮她洗了碗，然后背上包走到院门口。她跟出来站在门槛上，手里还攥着那块洗碗用的抹布，湿漉漉的，水珠从她指缝间滴下来，落在门槛的水泥面上，一滴一滴的，像某种倒数的节奏。 "早去早回。"她说。 "嗯。" 铁皮门在我身后合上的时候插销落回槽里的声响清脆地磕了一下。巷子里晨光正盛，四川女人的菜摊已经摆出来了，空心菜码得整整齐齐，叶子上的露水还没干透，在光里亮晶晶的。她看见我出来，抬起下巴朝我点了点，我抬了抬手算是回应。巷口那棵老榕树下卖贴膜的年轻人今天在，他看见我经过，难得地开口说了一句："你奶奶那篇报道我看了，写得好。" 我停了一步，看了他一眼。"谢谢。" "有空来贴膜，给你打折。"他说，低头继续打理他的桌布。 走到围挡边的时候我放慢了步子。蓝色铁皮上那张通告还在，白纸黑字，右下角的红色公章在晨光里格外醒目。我站在通告前面看了几秒，又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上次拍的那张是五天前的事，五天之后这张纸还是贴着，边角微微卷了一些，但上面的字和章都在。 地铁从白石洲开到东莞东，又换乘中巴到长安镇，这条路我走了第三次，窗外的景色已经熟悉得像在看一个反复播放的短片——厂房、民房、电线杆、广告牌，每一个转折和路口都能提前想到下一步会看到什么。中巴在镇中心广场停下来的时候我下了车，沿着上次的路线往东走。 茅洲河在午前的光里跟上次差不多，河水还是那浑浊的黄绿色，浮萍和枯枝在水面上漂着，速度很慢，像没什么着急的事。我沿着河堤往南走，经过那棵歪脖子榕树的时候停了一下，看了看空地上的碎石子。跟昨天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我继续往南，沿着河堤走了大概一公里，看见远处河堤内侧有一间灰白色的水泥平房，门开着，门口堆着几根竹竿和一只破旧的橡皮艇。 我走过去。平房门口坐着一个老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背心，胸口印着一行褪色的红字，看不清是什么单位了。他正低头补一只橡胶鞋底，手里捏着一把锥子，鞋底翻过来用锥子戳了一个孔，再穿进一根麻绳。他的手指粗大，指节突出，但握锥子的动作很准，每一锥都扎在同一个位置。 "师傅，"我在他面前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跟你打听个事。"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上的皱纹很深，从眼角一直延伸到颧骨下面，皮肤晒成了深棕色，跟河堤上的泥一个色。他上下扫了我一遍，放下锥子，把那只鞋搁在膝盖上。 "什么事？" "你是管这条河的？" "巡河的，干了十几年了。"他说，声音有一种长期不说话的那种干涩感，"你问啥？" 我在他旁边的水泥墩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周建华那条消息的截图，把手机递给他看。"师傅，十几年前，大概2008年6月份，在这条河下游不远处的河堤边上，有一辆银色捷达被人发现停在那儿，车上没人，钥匙还在点火器上。你听说过这事吗？" 他把手机接过去，凑近了看。老花镜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眯了一下，又眯了一下。他把手机还给我，摘下老花镜，捏着鼻梁想了一会儿。 "银色捷达，"他嘟囔了一遍，"钥匙没拔。这事儿我记得。那会儿是我一个同事发现的车，他早上巡逻的时候看见河边停着一辆车，以为谁把车扔在那儿不要了，走近一看车门没锁，钥匙还挂着。他报了警，后来派出所的来拖走了。" "后来呢？那辆车后来查出什么了？" "没查出啥。车牌查了，车主登记的是个叫陈什么的，但人找不着。派出所那边查了几天就没下文了。我那同事说，车停在那儿的时候车身上一层灰，像是停了有一阵了。他估计是车主自己把车开过去，然后走了。" "那个车被拖走之后，有没有人来找过这辆车？比如车主的家属？" 他摇头。"没有。至少我没听说。那车被拖走之后就再没音讯了。" 我坐在水泥墩上，膝盖撑着手肘。河堤旁边的水面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晃得人微微眯眼。我把手机揣回兜里，从口袋里摸出那包烟——我不抽烟，但兜里总揣着一包备着用的——递了一根给老头。他接过去夹在耳朵后面，没用打火机点。 "师傅，你在这条河边待了十几年，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在河边徘徊过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有人往水里——"我停了一下，没把那句话说完。 他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很慢，像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在想怎么回答。"这条河每年都有事。但你说2008年那会儿，我确实没听说有人从这儿下去的。那辆车被发现之后，我那同事沿着河上下游找了一圈，没发现什么。不过那阵子这河边荒，野草长得比人高，要是真有什么也难找。" 他拿锥子把那根麻绳拉紧了一截，扎第二针。"你要真想找，去镇上的派出所问问那年的事，说不定他们那儿还有记录。十几年了，不知道档案还在不在。" 我站起来的时候裤子后面沾了一圈灰印子，我拍了拍，灰扑扑地飘散了。"谢了，师傅。" 他点了点头，重新低下头去补鞋底，锥子扎进橡胶里的时候发出"噗"的一声，闷闷的。 从河堤走回镇中心广场的路上，我脑子里转着老头说的那些话——车被拖去了派出所，没有人来找过车，没有人在河里发现什么。这不像是一个寻短见的人会留下的结局。一个人如果决定沉进水里，车不会整整齐齐停在河堤上，钥匙不会端端正正插在点火器上。那辆车停得那么整齐，钥匙还挂着，更像是一个人在做某种告别之前的最后整理。 "他这是不让人找他啊。"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小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我站在人民五路的公交站牌底下等车的时候，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这句话。头顶的阳光晒着后颈，温热的，手心却是凉的。 公交车来的时候我上了车。窗外的长安镇在午后的光里铺展开来，那些厂房和写着"拆"字的墙壁在阳光下发白，灰扑扑的一片。我靠在椅背上，打开手机，备忘录里那几条线索翻来覆去地看。王海生说"如果我回不来"，刘永强说"他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周建华说"有光的人不会把自己走绝了"，巡河的老头说"没听说有人下去"。 每一句话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他不是去死的。他是去活。用一种别的方式，把"陈建国"这三个字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抹掉，然后重新开始。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越来越清晰，像一张照片在显影液里慢慢浮现出轮廓。我握着手机，拇指停在屏幕上，很久没有动。窗外的阳光从一侧照进来，把手机屏幕上的光反到我脸上，我眯着眼，看着车窗外那条路往后退，退到看不见的地方。 回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没有回报社，直接去了岗厦村的住处，推开屋门的时候屋里有一股封闭了一天的闷味。我打开窗户，风从城中村的窄巷里灌进来，吹得窗帘鼓起来又落下。我坐在床边，把手机拿出来，打开通讯录，翻到周建华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过去："周叔，我回深圳了。想问一下，我爸出事的那个月，除了你之外，他还有没有联系过别的同学？比如大学时期的？" 消息发出去之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去洗了一把脸。凉水扑在脸上的时候头脑清醒了一些，我用毛巾擦了擦脸，对着镜子看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下巴上的胡茬又深了一层，眼周有一点浮肿的痕迹，连着好几天没睡整觉露出来的样子。我对着镜子站了几秒，转身回到床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周建华回了一条："他大学的时候关系好的有三四个，有一个去了北京，一个还在广州，还有一个——好像是去了海南，做贸易的。具体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得翻翻旧通讯录。" 我回了一个字："好。" 窗外城中村的午光从楼与楼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对面的墙上投下一块三角形的光斑，亮亮的，在灰色的墙面上像一扇从别处开过来的窗户。我看了它几秒，然后打开备忘录，新建了一页，标题打上了三个字：方向。 下面是几行字，我在每一行后面打了问号： 北京——？广州——？海南——？ 光标在最后一个问号后面跳了一下，我按灭了屏幕，把手机搁在膝盖上。窗外有人收晾晒的衣服，衣架磕着金属晾衣杆的声响清脆地传进来，叮叮当当的，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 我闭上眼，坐在床沿上，手搭在膝盖上。风从窗口灌进来，吹在脸上，把头发吹乱了几根。我在那一阵风里想着那些还没打通的线路和还没找到的人。那些名字后面的问号，迟早要变成句号——不管那个句号是圆的还是别的什么形状。 手机在膝盖上震了一下。我睁开眼看，是一条新消息，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惠州。我点开，信息只有一句话： "你是陈建国的儿子？我是他大学同学，姓林。听说你在找他。我有些事想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