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从福田开到白石洲，我中间换了一趟线，在车公庙站下车的时候站台上的风灌进来，吹得我衣摆掀了一下。换乘通道里那个拉二胡的盲人还在，今天他拉的曲子换了，是一首我不认识的粤语老歌，调子悠长，在通道里打着转。他的铁皮奶粉罐放在脚边，里面多了几张纸币，他把二维码的打印纸压在一小块石头下面。我经过的时候没停，但步子慢了一拍。 出地铁站的时候夜色已经完全铺开了。白石洲的巷子里灯光昏黄，四川女人的菜摊收了，铁皮围挡上新贴的告示在路灯下反着白光，纸面上的字被光打得清清楚楚。我沿着巷子往里走，经过那棵巷口的老榕树的时候，看见树下蹲着一只橘猫，跟岗厦村那只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耳朵上缺了一小块。它看着我，没有动，我也没动，跟它对视了两秒，然后它扭头走了，尾巴尖扫过路面的落叶。 推院门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比前几次顺滑了许多。院子里亮着灯，厨房的灯和堂屋的灯都开着，暖黄的光从门口和窗口漏出来，把水泥地面上的裂纹照得柔和。榕树底下的小方桌上摆着一只白瓷盘，盘子里扣着一只搪瓷碗，碗底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粥在锅里，菜在碗里。我上去睡了。"笔迹是奶奶的，字不大，笔画有点颤，但每一笔都收得很稳。 我在方桌边坐下来，把搪瓷碗掀开，下面是半盘清炒菜心和两块酿豆腐，旁边还搁着一小碟酱油。菜还微温，油在盘子底凝了一层薄薄的亮色。我端起碗去厨房盛了一碗粥，粥是白粥，加了红薯，切成了滚刀块，煮得绵软，碗底的红薯块已经化了一半，把米汤染成浅浅的金色。 我坐在榕树下吃完了那碗粥。夜风从院墙那边吹过来，带着远处工地的泥土气息和榕树叶子的味道。楼上奶奶的房间灯还亮着，窗帘拉着，透出一团暖黄色的光。我吃完之后把碗洗了，放回沥水架上，然后走到楼梯口站了一会儿，没有上去。今晚不住这儿了，岗厦那边的房间里还有几件衣服要收，明天的选题会也要准备。 我掏出手机给奶奶发了条微信："奶奶，饭我吃了，回岗厦住了。明天再来看你。"发完之后我站在院子里等了片刻，楼上的灯没有变化，窗帘也没有动。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身往院门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又看了一眼院子。榕树的树冠在夜光里是一团深色的轮廓，气根从枝干上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摆动，像一串没落地的虚线。二楼窗台上那张福字在路灯的余光里泛着暗淡的红，边角还是卷着的，在夜风里一翕一张，像一张嘴在喃喃地说什么。 我推门走了出去。 回到岗厦村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上楼的时候一楼那只橘猫还蹲在楼梯拐角，我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顶，它蹭了我的手指一下，呼噜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我站起来继续爬楼梯，六楼到了之后掏出钥匙开门，锁芯转动的声响在走廊里弹了一下。 进了屋我先把背包放下来，拉开拉链把手机充电器取出来插在床头。然后我坐在床沿上，把口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摆在桌面上——奶奶给的一百块钱，叠着的那张；惠州的周建华公司楼下捡的那枚五毛硬币；两张皱巴巴的火车票，深圳北到惠州南的往返；还有一团揉过的地铁票根。我盯着这些东西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 照片拍好了之后我打开电脑，把这张照片存进了那个"选题"文件夹里。文件夹里现在躺着几个文档——初稿、采访笔记、照片资料、联系人列表。我点开联系人列表看了看，上面有四行字：王海生、刘永强、赵丽芳、周建华。第一行和第二行后面打了勾，第三行和第四行打了半勾——见过面了，但话还没说透。 我把电脑合上，躺倒在床上。天花板上的裂缝在台灯光里还是一道细细的黑线，弯弯曲曲地从墙角爬到灯座旁边。我盯着它看了很久，脑子里把今天所有的事情过了一遍——淡水的街道、灰色大楼里的檀香味、周建华办公室里那杯反复续了又凉了的茶、他说"有光的人不会把自己走绝了"的时候他眼里那种说不清的光。窗外的城中村夜景透过窗帘缝隙漏进来一点，在对面的墙上投出一道橙黄色的窄光带。 我在那道窄光带的光里翻了个身，面朝着墙。脑子里来回转着的是同一个问题——我爸那晚从周建华的办公室离开之后，到底去了哪里。他开着一辆灰色捷达，车牌号周建华没记住，凌晨两三点钟从淡水出发，他能去哪儿。回深圳？回东莞？去别的地方？他口袋里没有钱，所有资产都清算了还债，他离开周建华的时候身上可能只剩几包烟和一把车钥匙。 那把车钥匙。车后来在哪儿？ 这个念头像一颗钉子一样钉进了我的睡意里。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打开手机，给周建华发了条消息："周叔，我爸那天晚上开的那辆捷达，你记得车牌号吗？或者车的颜色、型号，任何跟车有关的细节都行。"发送出去之后我又想了一下，补了一句："他后来那辆车去了哪里，有人找过吗？" 消息发出去之后那头没有立刻回复，我看了一眼时间，十点半了，也许他已经在休息了。我把手机搁在枕头旁边，重新躺下来，眼睛盯着天花板，等着屏幕亮起来。 等了大概十分钟，屏幕亮了一下。我拿起来看，周建华回了一条："车牌我确实没记，但我记得那辆车是他2004年买的，银色捷达，老款。后来他厂里的工人跟我说过，那辆车在他失踪之后半个月，被发现在东莞长安镇一条河边，车上没人，钥匙还插在点火器上。不知道是被人开过去的还是他自己开过去的。这个事当年没报，工人告诉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很久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里照着我的脸，我能看见屏幕反光里自己眼睛微微眯着的样子。长安镇的一条河边。车找到了，钥匙还在车上。人不在。 这条信息像一根新的线从手里放出去，往黑暗深处探了探，没有探到底，但至少知道了方向。长安镇。又是长安镇。电子厂在长安镇，最后那辆车也在长安镇。一切线索都指向那个地方，像水流往低处走，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同一个洼地。 我把这条消息截图存进备忘录里，在"周建华"那一页的下面又加了一行："车在长安镇河边找到，钥匙在车上。时间：2008年6月下旬。" 关掉手机之后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窗外的城中村慢慢地安静下来了，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炒菜的油烟味也散了，只剩楼下偶尔传来电动车经过时轮胎碾过水泥路面的声响，嗡嗡的，一阵就过去了。我翻了个身，这次是真的困了，眼皮沉得往下坠。闭眼之前最后一个念头是长安镇那条河——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它流了多远。但我得去找找。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帘缝里灌进来了，白色晃眼。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周建华没有新消息，倒是主编在微信上发了一条："终审通过了，今天下午可以发。标题就用白石洲最后一位守夜人。你确认一下最后那一段的表述，有点煽情过了，收一收。" 我回了一个"好"，翻身坐起来，脚踩进拖鞋里。洗漱的时候凉水扑在脸上，人完全清醒了。今天得去报社一趟，把稿子最终改好，然后跟主编请一天假，再去一趟长安镇。那条河边，总要亲眼去看看。 穿好衣服出门之前我站在窗户前面看了一眼外面的城中村。阳光从楼与楼的缝隙之间挤进来，在对面那堵灰色的墙上切出一块明亮的三角形。晾衣绳上的衣服在风里轻轻摆着，一件白色衬衫的袖子被吹起来又落下，像在挥手。 我推门出去，锁门，下楼。走到一楼的时候那只橘猫不在，楼梯拐角处空着，只留下一小片阳光。我走出巷口，包子铺的老板正在收拾蒸笼，看见我远远地喊了一声："今天还有包子！"我摆了摆手说吃过了，他也没再坚持。 往地铁站走的路上，我打开手机地图搜了一下"长安镇河边"。地图上显示长安镇境内有好几条河，最大的一条叫茅洲河，流经镇子东侧。我不知道那辆车是在哪条河边被发现的，但茅洲河是最有可能的——它流经整个长安镇，两岸都是厂房和旧工业区，2008年的时候那里还很荒，河边长满野草，人烟稀少，适合一辆车停在那儿不被注意。 地铁到了，我刷卡进站，列车来的时候车门在我面前打开。我走进去，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窗外的隧道壁又开始往后滑，光一格一格地闪过去。我握着手机，拇指在屏幕上划着，把备忘录里所有的线索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王海生、刘永强、赵丽芳、周建华、孙老板、茅洲河。六个名字，像六块拼图散在桌面上。中间那一块最大的空位还空着，陈建国三个字没放进去。 列车到站了。我站起来，车门打开的时候外面的光涌进来，我踩上站台，往出口走去。背包在肩膀上硌着，拉链头的铁片碰着后颈，凉凉的。 阳光从出站口照进来，白花花的，照得地砖反光。我眯了一下眼，往报社的方向走去。路上经过那棵芒果树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那颗干枯的芒果终于掉下来了，不在枝头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落的，树下地面上也没找到它的踪影，也许是被人扫走了，也许是滚进了草丛里。 我收回目光，推开报社的大门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