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莞东站到乌沙村的公交车是一辆老旧的黄色中巴，车身侧面的漆被太阳晒得起了皮，露出底下灰白色的铁皮。我上车的时候车厢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大部分是穿着工装的中年人，有的靠在椅背上打盹，有的低头刷手机，屏幕蓝光映着他们的脸。我走到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座椅的皮革面破了几个洞，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车门"嗤"的一声关上了，中巴启动的时候车身抖了一下，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从窗外飘进来看得真切。 车子穿过东莞的街道。窗外的景象跟深圳完全不同——没有那些玻璃幕墙的高楼和整洁的人行道，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三四层小楼，楼与楼之间拉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有的挂着晾晒的衣服，有的缠着黑色的电缆。路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家"湘赣川菜"或者"隆江猪脚饭"的招牌，红底黄字，被油烟熏得发暗。路面上坑坑洼洼的，公交车开过的时候颠簸得厉害，座位底下的弹簧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我握着手机，拇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但什么也没点进去。窗外的景色像一条褪了色的带子往后拽，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昨天晚上奶奶说的那句话——"他说妈，院子里那棵榕树，你看着它，它看着你。"一个男人在失踪前最后那一点时间里，不说资产，不说债务，不说自己的安危，说的是院子里一棵树。这个画面在我脑袋里转着，像一段卡住的录像，反复播放同一个镜头。 中巴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门敞着的时候，一股炸油条的香气从路边窜进车厢里，热烘烘的，裹着面粉炸透了的焦香味。坐在前排的一个女人站起来往下走，手里提着一只红色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个饭盒。她的背影在车门的光线里闪了一下就消失了，车门又"嗤"地关上了。 车子继续往前走。路边开始出现一排排铁皮顶的厂房，有的门牌上写着"五金模具""精密加工""电子配件"之类的字。我看到一个厂门上面挂着"长安镇乌沙工业区"的铁牌子，牌子的白漆已经掉了大半，只剩"长安"两个字还勉强看得出来。我直起身子往前看，中巴在工业区门口减了速，然后拐进一条窄街。 这条街比刚才的路窄了一半，两侧的店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门口堆着成摞的钢材和机器零件。有人蹲在路边焊东西，电弧光一闪一闪的，刺得人眼睛发花。火花从焊枪尖上溅出来，落在地上像一小串金豆子，转眼就灭了。空气里飘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还有一点烧焦的树脂气味，跟华强北的焊锡味有些像，但更粗粝，更像某种底层的东西在炉子里熬。 我站起来走到车门口，朝司机喊了一声："师傅，乌沙工业街到了吗？"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在鼻尖底下闻。"前面路口下。下车往前走两百米就是。" "谢谢。" 车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下去，脚踩在路面上，鞋底碾到一小撮铁屑，悉悉索索的。我站在路边环顾了一圈，这条街比想象中更宽一些，两边都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楼，一楼全是对外营业的门面，铁皮卷帘门半开着，露出里面堆满钢材的柜台。招牌林林总总地挂了一排——"辉记模具""恒达五金""永昌车床加工""精工线切割"，红底黄字、蓝底白字、绿底红字，花花绿绿的一长串。我顺着招牌一个一个看过去，走到第五家的时候，看见了那块蓝底白字的牌子——"强记五金"。 招牌不大，铁皮做的，四角用螺丝固定在门头上方的雨棚下面。"强记五金"四个字是白色喷漆，喷得不太均匀，笔画边缘有些毛糙，像是有风吹过的时候喷的。卷帘门只拉起来三分之一的高度，门口堆着几根切剩下的钢管，长短不一，横七竖八地搭在一起，断口处还泛着银亮的金属色。 我弯腰从卷帘门下钻进去，铁皮边缘擦着背包的顶部。店里面很暗，只有门口的光照进来一小片，照亮了地上堆积的铁屑和碎金属片。往里走几步，眼睛适应了昏暗之后看清了格局——大约二十来平米的空间，三面墙都贴着货架，架子上码着大大小小的金属零件，有的上了油，黄澄澄的，有的还是灰白的毛坯。天花板吊着一根日光灯管，灯管一头亮着一头暗着，光线一闪一闪的，像呼吸不匀。 靠里的位置有一张木桌，桌面上摊着一本翻开的账本，纸页泛黄，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桌角搁着一副老花镜，镜腿张开着，像是刚被摘下来放在那儿。桌上还有一只搪瓷茶缸，缸壁上印着一行褪色的红字——"长安镇供电局"，下面是日期，已经模糊得看不清楚了。 店里没有人。我站在木桌前等了片刻，回头看了看门口，又看了看里面那扇半掩着的门。门缝里透出一线光，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声从门缝里挤出来，嗡嗡的，像蜜蜂在玻璃瓶里撞。 "有人吗？"我喊了一声。 嗡鸣声停了。有人走动的声响从门缝里传出来，拖鞋踩着水泥地面的啪嗒声，由远及近。门被推开，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攥着一块油乎乎的抹布，正擦着手指头。 他比王海生矮半个头，圆脸，面皮很白，但这白不太健康，像常年待在屋里不见日光捂出来的。头发短而稀疏，前额那块已经秃了一大片，锃亮的头皮在昏暗里反着一点光。嘴唇很薄，抿着，嘴角的纹路往下走，像是常年不笑的人。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外套，扣子只扣了下面两颗，露出里面白色的汗衫领口，领口发黄了。 他抬头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目光从我的脸扫到肩膀，又扫到胸口——没有记者证，我今天没挂。他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着指缝。 "买什么？"声音是那种常年不说话的干涩，像嗓子眼里糊了一层砂纸。 "不是买东西。"我说，"我找人。你这里是不是刘永强刘师傅的店？" 他的手指停了。抹布攥在掌心里，他把抹布放在桌面上，推了一下那副老花镜。老花镜本来就在桌上摆着，他只是顺手碰了一下镜腿。 "我就是。你是谁？" "我叫陈小北。从深圳来的。"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最后落在我脸上停了片刻，那眼神跟王海生第一眼看我的时候一样，像是在辨认什么东西。"陈小北……你爸是不是叫陈建国？" 轮到我愣了一下。"你认识我爸？" 他没接话，转身走到桌边，拿起那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又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喝水的动作很慢，咽下去之后喉咙里咕咚一声。然后他把茶缸放下，偏过头来看着我。日光灯闪了一下，把他的脸切成明暗两半。 "你长得像你爸。"他说。这句话跟王海生说的一模一样，连语气都像。"坐吧。" 他指了指桌子旁边一把铁皮椅子，椅面是焊的，没坐垫，光溜溜的金属板。我拉过椅子坐下来的时候，铁皮凉得透过牛仔裤的布料渗到大腿皮肤上。他坐在桌子对面，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目光隔着镜片扫过来，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 "你来问当年的事？" "你怎么知道？" "王海生昨天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他说有个年轻人到处在查陈建国的事，问我认不认识你爸。我说认识，让他把你电话给我。他还没给我，你先到了。" 他把茶缸又端起来喝了一口，手指在缸沿上敲了两下，动作不紧不慢的。"你爸那个人，唉。"他叹了一声，鼻子里呼出一口长气，"做生意太实在，容易被人骗。那个孙老板的事我知道，那笔单子是我牵的线。我就是干外贸出身的，那会儿在长安这边做了几年电子配件的出口，认识几个东南亚的客户。孙老板是经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他拿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订单，要三十万件滤波器，价格谈得很好，我看了合同没看出问题来，就介绍给了你爸。" 他说话的时候手指一直捏着茶缸沿，指尖在搪瓷面上划着圈。"你爸接了单子之后还来谢过我，请他吃了顿饭。后来那批货出去了，钱没回来，我才知道孙老板那家公司是假的，公章是刻的，法人是假的。我查了那家公司注册的地址，是个菜市场旁边的打印店，那打印店老板说他帮人代办注册，收了八百块手续费，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他放下茶缸，抬起头看我。日光灯又闪了一下，这次暗了几乎一秒，又亮起来。"那件事之后我一直后悔，觉得是我害了你爸。我后来想找你爸当面道歉，去了厂里，工人说他走了，老板娘也走了。我去白石洲找过你奶奶，她没说啥，就给我倒了一杯茶。那杯茶我没喝，放在桌上就走了。我没脸喝。" 他说完这一段，沉默了。店里面很安静，日光灯管发出持续的轻微电流声，门口透进来的光照在地面的铁屑上，星星点点的，像撒了一地碎银。墙角的机器嗡鸣声停了之后就再没响起来，整个空间像是被按了暂停键。 "刘师傅，"我开口，"我爸失踪之前那段时间，你跟他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他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2008年5月底，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他厂里一趟。我去了之后他给我看了那批货的合同和银行回单，说钱到了海外账户就没再转回来。他没怪我，就说了句‘永强，你以后接单子自己也要小心’。他说的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他有没有说他打算怎么办？" "没说。但我看他厂里的情况——工人不多了，设备有一部分已经搬走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他可能在处理资产准备跑。但我没问，我开不了那个口。后来他出事了，我才知道他不是跑，他是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给工人发工资，发了一部分，剩下的是真的没钱了。" 他重新把老花镜架回去，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那本翻开的账本上。"我做五金加工这么多年，见过不少老板跑路的，欠了钱把厂门一锁人就不见了。你爸跟他们不一样。他把所有的设备都拍了照，列了清单，每一台卖了多少钱写了明细，东西都交到他厂里的一个主管手上，让主管分给工人抵工资。他走之前把厂里的账理得清清楚楚，连欠供应商的一分钱都没赖过。" 我听着他说，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牛仔裤的布料。"他后来有联系过你吗？" 刘永强摇头。"没有。再没消息。" 店门口的铁皮卷帘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敲了两下——咚咚。我们同时转头看过去，卷帘门下沿探进来一张脸，是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脸被太阳晒得黑红。"刘师傅，我那批模具修好了没？" "下午来拿，还在床子上。"刘永强朝门口摆了摆手。那张脸缩回去了，铁皮门又恢复成半开的状态，光线重新在门口铺了一地。 我站起身。"刘师傅，谢谢你。你告诉我的这些——" "你不用谢我。"他打断我，也站了起来，把那块油乎乎的抹布重新攥在手里，"你爸是个好人。我欠他的。你要是查到了什么，告诉我一声。" 他送我到门口，弯腰把卷帘门往上推了半尺，让我直着身子走出去。我站在门外的阳光里，眯了一下眼。头顶的太阳升得更高了，工业街上的铁皮棚顶在阳光下发烫，空气里机油的味道更浓了。刘永强站在卷帘门下面，半个身子在暗处，半个身子在光里，工装外套的扣子还是只扣了下面两颗。 "你奶奶身体还好吗？"他忽然问。 "还行。" 他点了点头。"跟她带个好。" 我转身往街口走。走出十几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回到店里了，卷帘门重新拉下来，只留了三分之一的高度，像一条眯着的眼皮。我继续走，鞋底踩着路面上碎铁屑的声音在身后一路追着。 走到工业街路口的时候我停下来，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刘永强说的话我一条一条打进去——"2008年5月底最后见面""孙老板合同是假的，公章是假的""你爸把资产清算了抵工资""他再没联系过我"。打完之后我盯着屏幕上这五行字看了几秒，锁了手机。 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在脸上热的，带着一股工厂废气的味道。我抬头看了看天，太阳白晃晃的，云很少，天是那种灰蓝色的，像洗过太多遍的旧衣裳。远处有吊车的影子在厂房顶上移动，钢筋被吊起来的时候在半空中晃了一下，铁锈的碎屑从高处洒下来，被风刮散了。 我往公交站走。步子比来的时候慢了一些，脚底下每踩一步都能感觉到路面的凹凸不平。口袋里奶奶给的那一百块钱还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边角隔着布料硌着大腿。我伸手进去摸了一下，纸币还温热着，是我自己的体温把它焐暖了。 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等车的时候，手机震了。是主编的微信，提醒我下午选题会的时间。我回了一条"收到，准时到"，然后按灭屏幕。公交车从远处开过来，车身在路面上颠得厉害，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我上了车，还是靠窗的位置，车窗玻璃上蒙了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擦，露出来的窗外面是长安镇一截厂房和民房的剪影。 中巴往东莞东站开回去。我把额头搁在车窗上，玻璃震动着，隔着颅骨传进来一种闷闷的嗡鸣。这段调查像一根线，从王海生牵到刘永强，从华强北牵到长安镇。线的那一头是2008年6月8号晚上的一个电话，一个男人用平静到近乎陌生的语气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安排。 他说"如果我回不来，让我妈别等了。" 但他没说"我去死"。他也没说他要去哪儿。那通电话只有这几句话，然后他挂了，关机了，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了。到现在快十年了，没有人找到过他的踪迹——没有尸体，没有出境记录，没有一张取款的监控截图。他就像一把灰洒进了风里，一点痕迹都没留。 但这不可能。一个人凭空消失，总得有个去处。要么是死了，要么是躲了。死了的话，尸骨在哪里。躲了的话，钱从哪里来。他欠了两百多万，走的时候身无分文，一个身上没钱的人能躲到哪里去，能躲十年。 窗外的景色又变回了连绵的厂房和低矮的民房，那些写着"拆"字的墙一面一面地从车窗外滑过去。我盯着它们看，忽然想起白石洲巷子里的那些红字，想起奶奶院子外面那圈蓝色的铁皮围挡，想起二楼上那张贴了十年的福字。 福字边角卷起来的时候，像一个人在挥手。 我把眼睛闭上。中巴车继续颠着往前走，引擎在座位底下响着，嗡嗡的，跟刘永强店里那台机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