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榕树下坐了很久。直到夜风把桌上的那盘韭菜盒子吹得彻底凉透了，盘底的油凝成一层白霜似的薄膜，我才起身。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声，那条被压了太久的大腿发麻，我扶着桌沿站稳了，脚底板踩在水泥地上像踩着棉花。院子里暗得只剩屋里的灯光从门缝和窗缝里渗出来，在地面上画出几道淡黄色的长条。我摸索着往厨房的方向走，拖鞋踩到一片落叶，叶子在脚下碎了，发出一声脆响。 厨房灯开着，白炽灯泡垂在天花板下面，一根黑色的电线吊着，开关是拉绳的那种，绳头绑着一截红塑料穗子。灶台上搁着半锅绿豆汤，锅盖掀开一条缝，热气已经散尽了。奶奶正蹲在灶台旁边的地上，面前摊开一只纸箱子，里面码着几摞碗碟，她正把洗干净的碗一只一只码进去，动作很慢，手指捏着碗沿，碗碰碗的声音清脆，叮叮的。 "我来帮你。"我说。 她没回头。"不用，就几个碗。你上去洗洗睡吧，楼上卫生间有水，热水器烧了一下午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没动。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奶奶的影子投在水泥地上，她蹲着的姿势让影子缩成一团，只有头上那只发髻的影子拉长了一些，歪歪地伸向墙角。她用抹布把最后一只碗底擦干了，扣进纸箱里，纸箱里已经码了整整齐齐两摞，碗与碗之间夹着旧报纸，报纸上的字迹洇开了，看不太清。 "奶奶，"我说，"我那篇报道，写的就是你的事。可能会上报纸，很多人都会看到。你不介意吧？" 她站起来，手里攥着那块抹布，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抹布是蓝格子棉布的，边角已经脱线了，她擦了两次，把抹布搭在水龙头上。"上报纸？上什么报纸？" "深圳晚报。我是记者，你的事——一个人守着一个院子这么多年——算是个新闻。" 她皱了皱眉。"新闻？就我一个老太婆不搬家，这也值得写？" "值得。"我说，"很多人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搬。你的理由，可能他们看了就知道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只有灯泡发出的轻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蚊子贴在灯管上振翅。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翻了翻手掌，又翻过去看了看手背，拇指上的银戒指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写就写吧。"她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些，"反正那院子迟早要拆，留个纸上的念想也行。" 她说完这话，弯腰把纸箱的盖子合上了，用透明胶带封了一道口，胶带撕断的时候"嗤"的一声，在安静的小厨房里格外响。她把纸箱推到墙角叠好的另一只箱子上面，直起腰的时候手扶了一下灶台边缘，指关节在灶台瓷砖上磕了一下，清脆的"嗒"的一声。 我上楼去了。楼梯是木头做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每一声都不同，有的尖，有的闷，像被踩了太多年，木头记住了不同的人不同的重量。楼梯扶手上落了一层薄灰，手掌蹭上去留下一道清晰的掌痕。上到二楼拐角的时候，我停了一步，扶着墙往走廊尽头看了一眼。 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半开着，夜风从窗口灌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塌下去，像一个人在深呼吸。窗户旁边就是贴着福字的那扇玻璃，今晚月色不亮，但远处工地的探照灯隔一段时间就扫过来一次，光柱掠过窗面的时候，那张福字会猛地亮一下，红纸泛着暗红的光，边角在风里掀动，像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我走近那扇窗户。玻璃有些旧了，表面蒙着一层淡淡的灰尘和雨渍，窗框是木头的，漆成了深绿色，漆面起了泡，有的地方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老木头。福字贴在窗玻璃的内侧，红纸已经褪成了桔红色，边角卷曲，用透明胶带固定着四个角。我伸出手指碰了一下那红纸，纸面已经脆了，指尖触到的地方微微凹陷，发出极其细微的沙沙声，像触碰一片秋天的枯叶。 2008年的福字。腊月二十八。我爸踩在那个旧梯子上，把这张纸贴在这里。他贴完了站在梯子上看了半天，奶奶问他歪不歪，他说不歪，正好。 我收回手。走廊尽头那间屋的门敞着，灯已经亮了，是床头柜上一盏小台灯，灯罩是米白色的布艺，光线透过布罩变得柔和昏黄。屋里不大，一张木板床靠墙摆着，床头叠着一床薄被，被罩是碎花棉布的，蓝底白花，洗得很旧了但干干净净。床边一张小方桌，桌上搁着一只搪瓷脸盆，盆里已经倒好了半盆热水，盆沿搭着一条新毛巾，叠得整整齐齐。 我走进去。木板床的床单是那种老式的白棉布，上面印着粉红色的条纹，用手按了一下，床垫硬邦邦的，是棕绷的，手指压下去弹回来。枕头是一只荞麦皮的，捏在手里沙沙响，靠上去的时候头陷进去一点，闻得到荞麦皮干燥的植物味道。 我坐在床沿上，弯腰脱了鞋。白球鞋的鞋带系得很紧，解开的时候手指有点钝，拽了好几下才拉开。我把鞋子搁在床脚边上，并排放好，袜子脱了塞进鞋里。脚底板踩在水泥地上凉凉的，我趿着床边那双备用的布拖鞋——是新的，黄绿色的塑料底，上面是蓝格子布面，鞋底还贴着一块"合格证"的标签纸，我弯腰撕下来，丢进桌脚边的垃圾桶里。 洗脸。热水从搪瓷盆里捧起来扑在脸上的时候，舒服得让我闭了一下眼。水流从额头淌下来，顺着鼻梁、下巴，滴回盆里，叮咚叮咚的。毛巾是新棉的，吸水性很好，擦过脸的时候有一股阳光晒过的味道，是那种老棉布经过暴晒后留下的暖烘烘的干燥气。 我坐在床沿上发了会儿呆。台灯的光照在墙壁上，墙上贴着一张旧年画，是那种九十年代流行的胖娃娃抱鲤鱼的图案，纸角泛黄，但画面还清晰，娃娃的脸蛋红扑扑的，咧嘴笑，露出一排白牙。鲤鱼的鳞片画得细致，金色的，年画上积了一层灰，灰在灯光下显得毛茸茸的。 手机搁在小方桌上。屏幕黑着，像一块安静的墨。我盯着它看了几秒，然后拿起来，点亮，点进微信，赵丽芳那条消息还停在对话列表里。我没回，也没删。拇指从屏幕上滑过去，点开她的头像——一张栀子花的照片，白色的花瓣，绿色的叶子，应该是她在哪儿拍的。 我把手机放下。躺下去，后脑勺枕着荞麦皮枕头，沙沙的声音在耳边响了一下又安静了。天花板是白色抹灰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爬到灯座旁边，跟我在岗厦租的那间屋的那条裂缝像得出奇。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不是巧合，深圳的老房子大约都有这样的裂缝，楼在沉降，地在移动，墙壁撑不住了，就裂开一道口子，把时间漏出去。 楼下传来奶奶收拾东西的声响，很轻，碗碰碗、塑料袋窸窣，偶尔有一声咳嗽，短促的，像是清嗓子。过了一会儿，她的脚步声走到楼梯口，停了，然后上楼的声音响起来，木板台阶咯吱咯吱的，一格一格往上升。她在门口停了一下，我看见门缝下面她的影子停了一瞬，然后她抬手敲了一下门板——笃笃两下，不重。 "睡了吗？"她的声音在门板外面闷闷的。 "还没。" 门被推开一道缝，她侧身挤进来半个身子，手里端着一杯水，冒着白气。"给你倒了杯热水，放桌上了。晚上渴了喝。" 她把水杯放在小方桌上，搪瓷杯底碰到桌面嗑了一声。她直起腰的时候看了一眼我躺着的床，又看了看窗台上那盆干枯的绿萝——那盆绿萝的叶子已经全黄了，干得像纸做的，缩成一团。 "那盆花是去年你爸——"她说到一半停住了。屋里安静了两秒。然后她改口说，"去年我养的，忘了浇水了，枯了。改天再买一盆。" "奶奶。"我翻了个身，侧躺着看她。她的侧影在台灯光里轮廓清晰，棉布衫的衣领有点歪，她抬手正了正。 "嗯？" "我爸走的那天晚上，除了说你保重身体，还说了别的没？" 她沉默着。门框的影子投在她身上，把她一分为二，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里。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考虑要不要把什么话说出来。 "他说，"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说妈，院子里那棵榕树，你看着它，它看着你。你别觉得就你一个人。" 她说完这句话，手在门框上搭了一下，拇指的指甲在木头上划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白痕。 "睡吧。"她说。然后她把门合上了，门缝里最后一线光被她带走的时候，房间里暗了一些，只剩台灯那一小圈昏黄。 我翻回平躺的姿势。木板床的棕绷在我翻身的时候响了一下，嘎吱一声。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那儿，在台灯光的边缘处变成一条细细的黑线。我闭上眼，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奶奶转述的那句话："你看着它，它看着你。" 树看着我。院子看着我。二楼那扇窗户上贴了十年的福字也看着我。它们都在等，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而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孙子，一个身上流着陈建国一半血液的人，正在一点一点把那段被时间吞没的历史往回扯。 手机亮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舅舅发来的："小北，你要找的那个刘永强，我托人问了一下，有人说他在东莞长安镇那边出现过，好像在那边开了个五金加工店。具体地址不清楚，但长安镇那边做小五金的老乡多，你去了再打听打听。"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两遍。长安镇。建达电子厂。陈建国。刘永强。这些地名和人名在我脑子里串成一条线，线的另一端伸向2008年的某一天，然后断了。我要去把那根线重新接上。 我回了一个字："好。" 把手机放下的时候，窗外的探照灯又扫过来了。光柱从窗口掠过的一瞬，我透过窗帘缝隙看见对面围挡的铁皮上反射着刺眼的白光，光一闪就过去了，房间重新沉入台灯昏黄的阴影里。远处打桩机响了一声，比之前的所有声音都轻，像是累了，打不深了。 我闭上眼。荞麦皮枕头在耳边沙沙作响，我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往下沉，像沉进一滩深水里。睡意来的时候，我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是：明天去买去东莞的车票。 楼下院子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响了一下。像是榕树的某根气根碰到了墙角的缝纫机，在夜风里发出几乎听不见的磕碰声。又或者只是一只猫从樟木箱子上跳下来，爪子落地的声音。 总之很轻。轻得几乎让我觉得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