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岗厦到广州东站的城际列车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买票的时候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上车的时候车厢里人不多，几个穿西装的商务人士正低头看电脑屏幕，屏幕的蓝光在他们脸上反射出冷白的光。我把背包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把手机搁在小桌板上，窗外是深圳北站渐渐后退的站台。 列车在广深线上穿行的时候，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高楼逐渐过渡到平坦的田野，偶尔有一片鱼塘从窗口滑过，水面在午后的光里泛着银白。我靠在椅背上没有看手机，看着窗外那些东西一闪而过。每一块田、每一棵树、每一条路都在往后跑，像一幅被风吹散的画。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林叔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他要是真想躲，他能把自己藏得谁也找不到"。 列车到广州东站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了。我出站的时候站前广场上人流密集，拖着行李箱的旅客和举着牌子的接站人混杂在一起，广播里的粤语和普通话交替着响。我在广场边缘的柱子旁边站了一会儿，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广州 刘 贸易"这几个关键词。搜索结果铺天盖地，做贸易的公司和叫刘某某的商户多得像河里的沙子。没有全名，没有公司名，像用一根手指去捏一粒水里的沙子，根本捏不住。 我给林叔发了一条消息："林叔，我到广州了。你说的那个刘姓老乡，你有没有他的全名或者任何多一点的信息？哪怕他公司的名字、做过什么行业的，都行。" 等了一会儿没回复。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在站前广场边上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拧开盖子喝了两口。矿泉水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胸口。我站在便利店门口的遮阳棚下面，看着广场上的人流来来往往，每个人都走得很急，像有某个非去不可的目的地在终点等着他们。 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林叔回的消息："全名记不太清了，好像叫刘什么斌还是刘什么东的。他以前做过电子元件的贸易，跟你爸的行业沾边，后来听说转行做物流了。他当时的公司在广州天河那边，具体哪条街我不知道。抱歉，时间太久远了。" "刘什么斌"或者"刘什么东"——又是一个残缺的名字。但"电子元件贸易"和"天河"这两个关键词让范围缩小了一些。我把这两个词记在备忘录里，然后在地图上搜了一下"天河 电子元件 贸易公司"。屏幕上蹦出来一串结果，密密麻麻的，我划着屏幕一路往下翻，看到几家叫"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地址集中在天河区的几个写字楼和产业园里，但十几年过去，那些公司名称可能早就换了。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站在天河体育中心附近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路两旁的写字楼已经开始亮灯了，一格一格的窗户在暮色里亮起来，像有人在黑暗中划火柴，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绿灯亮了，我跟人流一起穿过马路，脚下的地砖是那种浅灰色的花岗岩，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光滑发亮。我走到路对面停下来，在一个路牌下面站着，看着这条街上那些亮着灯的门面。饭店、便利店、手机店、服装店，招牌一个挨一个地挤着，霓虹灯管在夜色里泛着红红绿绿的光。 我在这条街上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每路过一家跟电子元件或贸易有关的店铺，我都停下来透过玻璃门看一眼里面的布置，然后继续走。有的店铺门口贴着招工启事，有的门头换了新招牌，旧公司的名字被新漆盖在下面，只露出边角的一截。我走到第九家店门口的时候，脚步慢了下来。那是一家做电子配件批发的档口，卷帘门半拉着，里面亮着灯，柜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营业执照，框边的螺丝松了，斜着挂在那儿，纸面泛黄，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注册日期是2007年，法人一栏印着一个名字，姓刘，三个字——"刘志斌"。 我在那个档口门口站了很久。卷帘门里面的灯光照到人行道上，在灰砖地面铺了一小块亮。里面有人走动的声响，拖鞋踩在瓷砖上的啪嗒声，还有收音机里放着的粤语新闻，男播音员的声调平直而均匀。我弯腰从卷帘门下探进半个身子，朝里面喊了一声："老板在吗？" 拖鞋声停了。一个人从里间走出来，穿着灰色的短袖T恤，瘦长脸，颧骨高，鼻子旁边有一颗黑痣。他手里握着一只冒着热气的搪瓷杯，看见我的时候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下。 "买东西？"他问。声音不算太热情，但也不算冷淡。 "不是买东西。刘老板，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陈建国吗？" 他端着搪瓷杯的手顿了一下。杯沿贴着下唇，没有喝。他放下杯子，眯着眼打量了我一阵，那道目光在我脸上走了一圈，慢慢停在眼睛的位置上。 "你是谁？" "我叫陈小北。陈建国是我爸。" 他沉默着，把搪瓷杯放在柜台上，杯底磕在玻璃面上磕了一声脆响。他的目光没有从我脸上移开，但我看到他的右手在柜台面上搭着，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像想摸什么东西又没摸。 "你进来坐吧。"他说。 我弯腰从卷帘门下钻进去。店里面比外面看起来深一些，靠墙的货架上码着一排排白色塑料盒，盒盖上贴着标签纸，写着各种型号的电子元件名称。柜台旁边的角落里有一把折叠椅，他示意我坐，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椅面是金属网的，坐上去硌人。 他没有坐下，靠在柜台边沿上，双手环抱在胸前，目光从高处落下来。"你爸的事，你是从哪儿开始查的？" "深圳。王海生、刘永强、周建华、林叔，我都找过了。你是最后一个。" 他听完那几个名字，嘴角动了一下，那表情说不上是笑还是别的什么。"王海生还在做电子元件？他当年跟你爸合伙做那批滤波器的时候，我还见过他一面。那时候大家都年轻，以为只要肯干就能出头。"他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他喝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又放下来。 "你爸2008年6月7号晚上到了广州，来找我。"他说，"我是他大学老乡，一个系的，毕业之后一直有联系。他那年出事之前，厂房被封的消息我已经听说了，我以为他来广州是找我借钱周转。他来了之后我把他领到我这间店里——那时候这店还在天河另一条街，比这小一半——我俩坐在柜台前面聊了将近一夜。" 他的目光落在柜台面上某处，像在看一幅很久以前铺开的地图。"他跟我说，他已经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账算清楚了，欠工人的工资发了一部分，剩下的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说他不能回去，回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把更多人拖下水。他问我——志斌，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待几天，让我想想接下来怎么办。" "然后呢？" "然后他就待了三天。"刘志斌把搪瓷杯转了一圈，杯沿在玻璃面上画了一个极小的弧，"那三天他白天不出门，晚上我关了店门之后我们就在这儿坐着喝茶，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到第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要走了，我问他去哪，他说不知道，先找个地方待着再说。我问他身上有钱吗，他说还有一点，够撑一阵。" "你给了他钱？" 他摇头。"他不收。他说他现在欠不起任何人的东西，哪怕是一顿饭钱，他怕还不了。他从我这儿走的时候只拿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饼干，我用塑料袋装了递给他，他接过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什么了？" "他说，志斌，如果我以后没消息了，你别找我。如果我以后有消息了，你也别跟人说你见过我。"刘志斌把搪瓷杯放下来，看着我，"我当时没答应他，也没说不好。他看我没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从那以后再没音讯。我后来试过打他手机，关机了，再后来成了空号。" 我坐在那把金属网的折叠椅上，手搭在膝盖上，手指不知什么时候攥紧了裤子的布料。"他走的时候往哪个方向去的？" "往东。"刘志斌说，"他走出这个门，往天河立交那个方向走的，我没送他，在门口站到看不见他了就关的门。第二天早上我骑电动车路过天河立交底下的时候，看见一辆公交车从那儿开过去，从车窗里看到一个人的侧影，有点像他。但我没追，也许是我看错了。" 我从折叠椅上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声。我站在刘志斌面前，他比我矮半个头，但肩膀很宽，站在柜台前面像一块石头立在那里。 "刘叔，"我说，"如果他后来联系过你，你会告诉我吗？" 他看了我很久。窗外的霓虹灯光从卷帘门缝隙里透进来几道细长的彩条，在地面上横着，一道红一道绿一道蓝。 "他当年从我这走的时候，那个眼神我记得很清楚——不是绝望，是决定。一个人做了决定之后就是那样，不回头，不犹豫。你找到他之后，如果他不想回来，你别为难他。" 跟林叔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站在那家店里，听着他说出这句重复的话，胸口那一块闷着的东西忽然被撬开了一条缝。灯光从外面照进来，在地面上那些彩色的细条里，有一道正好落在我鞋面上，蓝的。 "刘叔，"我说，"你给我指个方向就行。" 他看着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阵，然后他转身从柜台底下翻出一本旧笔记本，塑料皮封面已经发黄了，他翻了几页，手指停在其中一页上。"你这个姓刘的，全名刘志斌。我认识你爸。你爸当年从我这走之前，说过一句——他说他可能会去一个叫'从化'的地方，那边有他一个远房亲戚，姓赵，开果园的。他以前去帮那个亲戚干过活，那个亲戚欠他一个人情。具体地址我不知道，从化那边果林多，十几年前那地方很偏，没什么人去找。你要是想找他，往那个方向试试看。" 他合上笔记本，重新塞回柜台底下。"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后面的事，你自己走。" 我从卷帘门底下钻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夜风迎面扑过来。天河立交上的车流声从头顶传来，嗡嗡的，像一条不知道流向哪里的河。我站在人行道上，抬头看了一眼天，广州的夜空看不见星星，被云层和城市的光染成一种不深不浅的橙灰色。我把手机掏出来，在备忘录里新开了一页，打了三个字："从化。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