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深圳，空气里是那种晒过柏油路面的热，混着榕树叶子的涩味。我站在白石洲那条巷口的时候，白球鞋踩在一块翘起的水泥板上，板子底下窜出半截青苔，湿漉漉的，像是刚被人泼过水。巷子两侧的墙上都是红色油漆喷的"拆"字，有的被后来涂上去的白色腻子盖了一半，漏出半个"拆"字的竖钩，像没写完的笔画。 巷子尽头，奶奶的院门还是那个老样子。铁皮门上的绿漆已经剥落得不成形，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门框左上角焊着一只铁皮信箱，信箱口塞着一摞广告纸，最上面那张被雨淋过，皱巴巴的，字迹洇开，只能认出"深城置地"四个黑体字。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手搭在门环上，冰凉的铁扣住掌心的汗，凉意顺着手腕爬上去。门缝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的，是粤剧，女声唱得凄婉，拖长了一个尾音，像线头拽着不放。然后是扫帚擦过水泥地的声音，"唰——唰——"，两下一停，节奏不紧不慢。 我推开门。铁门轴转动的声响很尖，像是锈住了又强行扭开，在巷子里荡出去又荡回来。 院子里的光景跟两年前我最后一次来看她的时候几乎没变。水泥地面确实裂了，从榕树根底下裂出去三条长长的纹路，像干涸河床的支流。裂纹里长着细瘦的杂草，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墙角堆着几样旧家具，一张缺了条腿的藤椅靠墙立着，藤条断了几处，露出空荡荡的骨架。旁边是一台淘汰的老式缝纫机，机头低垂，皮带断了，耷拉在半空里，风一吹轻轻晃。再往里是两个樟木箱子摞在一起，箱面上落着灰，灰上印着猫爪子印，小小的梅花形状，从左到右排列过去。 榕树比记忆里更大了。气根垂下来，有的已经触到地面，扎进土里，长成新的枝干。树冠铺开来，把半个院子罩在荫凉下，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在地面上投出碎碎的亮斑，风一过，亮斑晃动，像水面上碎的月光。树下的小方桌是那种老式的折叠桌，桌面是防火板的，边角磨得发白，露出底下的木屑。两个塑料凳一高一矮，高的那个是红色，矮的那个是蓝色，蓝的凳子面上有个烫出来的圆疤，黑糊糊的。 奶奶正站在榕树另一边，背对着我，手里握着那把竹扫帚。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布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来的小臂干瘦，皮肤松垮垮地搭在骨头上，但握扫帚的手指节很粗，骨节突出。她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个髻，一根黑色发卡别着，散出来几缕碎发贴在脖颈上，被汗打湿了。 她弯下腰去扫一堆落叶，腰弯得很低，脊椎骨隔着薄薄的棉布衫一节节凸出来。扫帚推过去，枯叶聚拢，发出细碎的摩擦声。扫到第三下的时候，她直起腰，左手扶着榕树的气根，慢慢转过来。 她看见我了。 我注意到她眼睛先是一怔，然后眯起来，像是从远处辨认一样东西。那眼神持续了大概两三秒，然后忽然亮了一下，她嘴角动了动，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牙。 "小北？" 声音是哑的，带着一点试探，像是怕认错了人。 "奶奶。"我说。这两个字从嘴里出来的时候，我嗓子紧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 她把扫帚靠在榕树树干上，拍了两下手上的灰，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快，右脚有点拖，布鞋底擦着水泥地面，发出"嚓——嚓——"的声响。走到我跟前，她仰起头看我，目光从我的脸扫到肩膀，再到胸前挂着的记者证。 记者证是深蓝色的塑料壳子，挂绳是白色的尼龙绳，上面印着"深圳晚报"四个字。她的目光在那个壳子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来，重新落在我脸上。 "当了记者了？"她说，语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意味，像是一句问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嗯，去年毕业进的报社，跑社会新闻。" 她点点头，没说什么。转身往小方桌那边走，示意我跟着。我注意到她走路的时候左脚似乎使不上力，每一步都先用右脚踩实了，才把左脚跟上去。椅子上搁着一只保温杯，杯身是不锈钢的，磕碰出许多凹坑。她拧开盖子，往杯盖里倒了点茶，递给我。 "老白茶，"她说，"去年一个老姐妹送的，她说喝这个好。你尝尝。" 茶水是琥珀色的，在白色的塑料杯盖里显得透亮。我接过来，杯盖底是温热的，手心里那股暖意一直窜到手腕。我抿了一口，茶汤入口有点涩，但很快化开，舌根处泛起一股陈年的甘甜，像是木头放久了散出来的那种味道。 "好喝。" 她自己也倒了一杯，端着坐在红色那个塑料凳上，两只手捧着杯盖，指腹轻轻摩挲着塑料的边缘。沉默了一会儿。榕树上的蝉忽然叫起来，声音又尖又密，像是被太阳烤急了的。过了十来秒，又齐刷刷地停了，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远处隐约传来打桩的声音，"咚——咚——"，节奏沉钝，从围挡那边传过来，震得人胸口微微发闷。 奶奶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环顾了一圈院子。她先看那台缝纫机，目光在断了的皮带上停了两秒，然后又移到樟木箱子上。最后落在墙角的藤椅上。 "那张椅子，"她忽然开口，"是你爸六岁那年，你爷爷在布吉一个旧货摊上买的。花了八块钱。那时候八块钱不少了，你爷爷骑自行车从布吉驮回来，三十几里路，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你爸就在院子里等着，看见椅子就往上爬，结果椅子腿松了，摔了个屁股墩。" 她说完，低头喝了口茶。嘴角挂着一点笑意，很浅，像是被茶水的热气熏出来的。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那张藤椅。它歪歪斜斜靠在墙根下，断了一根腿，用几截铁丝缠着绑起来，铁丝的接头拧成麻花状。椅面塌了一块，藤条崩开了，露出里面的木架。阳光照在它身上，把那些断茬照得发白。 "那个缝纫机，"奶奶又说，"是1985年买的。那时候你爸在沙河那边一家制衣厂做工，你妈——"她顿了一下，像是被这个词噎住了，停了一拍才继续，"你妈在缝纫组。厂里机器不够用，他们就攒了钱自己买了这台，晚上在家里接些零活。你爸骑三轮车去华强北拉布头回来，你妈就坐在这儿踩缝纫机，踩到半夜。机器声嗡嗡的，我在里屋睡觉，听着那个声儿，心里踏实。" 她望着缝纫机，目光穿过它，像是看见了更远的东西。那台缝纫机机头低垂着，踏板歪在一边，上面落了灰，灰里印着猫爪印。 "奶奶，"我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轻，"这些事，你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过。" 她把目光收回来，看着手里的杯盖。杯盖里的茶水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她用指尖轻轻点了点那层膜，膜破了，茶水晃了晃。 "你没问过。"她说。停了一下，又说，"以前你来，坐不了半个小时就走。你忙。这次呢，能待多久？" "下午没别的事。" 她"嗯"了一声。又是沉默。蝉又开始叫，这回比刚才更响，像是整棵树都在跟着振。树顶上有什么东西一闪，是一只狸花猫从树枝间跳下来，轻巧地落在地上，无声无息地走到墙角那两只樟木箱子旁边，蹲下来舔爪子。 "那两只箱子，"奶奶这次主动说，"一只装的是你爸小时候的衣服。另外一只——"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装的是你爸的东西。他后来……没带走的东西。" "后来"两个字她咬得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阳光从树冠的西侧斜进来，在地面上投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把那只猫罩在里面。猫眯着眼，舔完左爪舔右爪，舌头粉红色的，在灰毛上一下一下地扫过去。 我看着奶奶的侧脸。她的下颌骨线条很硬，咬肌处微微鼓着，嘴角往下撇着，那个弧度像是常年保持的习惯。眼角的皱纹密密的，太阳穴处有几块褐色的老年斑。她头顶的发髻松了，几缕白头发掉下来，垂在耳朵边上，风一吹，那几缕头发就轻轻晃。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出戏，男声嘶哑，唱得悲切。我听不懂粤语，但那个调子让人心里发沉。 "那栋楼，"奶奶忽然抬手指了指院子西侧那栋二层小楼，楼外墙上爬满了薜荔，绿叶子把红砖墙遮了大半。二楼的窗户关着，玻璃后面的窗帘是那种老式的碎花布，洗得颜色都淡了。窗玻璃上贴着一张窗花，红色的，是"福"字，但纸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来，在风里一翕一张的。 "那上面的福字，是2008年贴的。"奶奶说，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件稀松平常的事，"那年腊月二十八，你爸回来了一趟。就待了一个下午，给我贴了窗花，扫了院子，喝了杯茶，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说，妈，过完年我就回来。后来——"她没再说下去。 她低头看着杯盖里剩下的那点茶，茶已经彻底凉了，表面的膜又结了一层。她端起杯盖，把残茶泼在榕树根底下，茶水渗进土里，留下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后来他就没回来。"她替自己说完这句话。 我没有接话。胸口发堵，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在那儿，上不来也下不去。手里的杯盖已经凉了，茶水我一口没再动，琥珀色的液体上面飘着一片细碎的黑点儿，是茶叶沫子。 那只猫从樟木箱子上跳下来，朝奶奶走过去，尾巴竖得笔直，尾尖弯成一个钩。奶奶弯腰摸了摸它的头，手指从猫耳朵后面顺下来，一直捋到尾巴根。猫眯着眼，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它叫小花。"奶奶说，"你爸那年回来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大的小猫。躲在墙根底下叫了一夜，你爸给它弄了点剩饭，它就不走了。这么多年了，它还在这儿。" 小花的毛色是黑黄白三花，背上有一块圆形的黄斑，像枚硬币。它蹭了蹭奶奶的裤腿，然后卧下来，前爪交叠着搁在地上，下巴搭在爪子上，闭上了眼。 我忽然发现奶奶说到"你爸"这两个字的时候，频率很高。之前半个小时里，"你爸"这个词从她嘴里出来少说有七八次——你爸六岁那年，你爸在沙河做工，你爸骑三轮车拉布头，你爸腊月二十八回来，你爸给它弄了点剩饭。像是她嘴里含着这两个字，不吐出来就咽不下去。 "奶奶，"我放下杯盖，塑料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很轻，"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平时方便吗？买菜要去哪儿？" "巷口走三百米有个小菜摊，卖菜的是个四川女人，人好。米和油，居委会的小吴每个月给我带一次。" "水呢？电呢？" "水是自己打的井，电还没断，他们说还没到那一步。" 她说"他们"的时候，下巴朝巷子口的方向扬了扬。我知道她说的"他们"是谁——深城置地，开发商，那些隔三差五派人来谈签约的人。院墙外，远处打桩机的声音又响起来，"咚——咚——"，比刚才更近了。我抬头看见围挡的蓝色铁皮从巷口那边露出来一个角，蓝得刺眼，跟院子里灰扑扑的色调格格不入。 我又看了一眼二楼窗户上那张福字。2008年，那一年我九岁。记忆里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很多都是模糊的色块——母亲红肿的眼睛，舅舅在客厅里打电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后来有一天，母亲把我从学校接出来，坐上了一辆开往广州的大巴。车厢里的皮革味混合着汽油味，我靠窗坐着，看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不知道要去哪儿。 那之后，我有将近十年没再见过奶奶。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年，自己坐地铁倒公交车找回来，在巷口张望了半天，是奶奶端着簸箕出来倒垃圾，一眼认出了我。 "奶奶，"我站起身，膝盖有点发酸，塑料凳被带得挪了半寸，在水泥地面上划出一声短促的尖响，"我去巷口买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不用买。"她摆摆手，"冰箱里有菜，晚上我给你做韭菜盒子。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 "我——"我想说晚上得回报社，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好。" 我往院门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奶奶还坐在榕树底下，小花卧在她脚边，她手里端着那个杯盖，目光越过院墙，落在远处围挡的蓝铁皮上。背有点驼，肩膀往前扣着，棉布衫的后背洇出一片汗渍，颜色深了一块。太阳从西边斜过来，把她整个人笼在暖黄色的光里，影子拖在身后，瘦瘦长长的一截，一直伸到墙角的藤椅旁边。 "奶奶。"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被阳光晃得眯起来。 "你为什么不肯搬？" 这个问题出口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颤。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但话已经出去了，收不回来。 奶奶看着我，没说话。院子里安静了很长一阵，只有打桩机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慢慢抬起头，看向榕树的树顶。 树冠密密匝匝的，叶子层层叠叠，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像碎金子。最高处的几根枝丫伸向天空，被风吹得轻轻摇晃。有一只麻雀落在上面，又飞走了。 "我在等人。"她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榕树听的，不是对我说，"你爸还没回来。" 那句话落在院子里，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无声无息，但水面荡开了一圈又一圈的纹。我看见她说完这句话，右手搭在小花的背上，拇指来回摩挲着猫的脊梁骨，动作很慢很慢。 院墙外面，巷子里传来脚步声，有人在说话，声音从铁皮门缝里挤进来，听不真切，嗡嗡的一片。我握紧了门环，铁皮冰凉的触感让掌心的汗冷下去，又渗出来。 "我晚点回来。"我说。 奶奶点点头。她没有再说话，目光依然望着榕树顶。我推开铁皮门走出去，门轴转动的时候又发出那声尖响，像是把什么东西割开了。 巷子里的阳光白刺刺的，我低头走，步子踩在自己影子前面。走到巷口拐弯的地方，我回头望了一眼，铁皮门虚掩着，露出门缝里一截青灰色的水泥地面，和地面上榕树投下的影子。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报社主编发来的微信："小北，白石洲那个钉子户的选题你跟进一下，下周交初稿。注意分寸，别搞太敏感。"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站在巷口，风吹过来，热烘烘的，裹着灰尘和柴油的味道。蓝色的围挡就在十米外，上面印着深城置地的logo——一栋高楼图案下面写着"筑梦城市"四个字。围挡后面，挖掘机的手臂伸出来，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像一个巨人的胳膊僵在那儿了。 我蹲下来系鞋带，手指勾着白色的鞋带拉紧，打了两个结。起身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声。巷子里静悄悄的，奶奶院子里的收音机声若有若无地飘出来，还是那出粤剧，不知道唱到了哪里，凄凄切切的，尾音拖得很长很长。 我往地铁站的方向走。脚底下的水泥路越来越宽，路边的墙上"拆"字越来越多，有的"拆"字外面画了个圈，圈得严严实实的。打桩机的声音又响了，这回隔得远了些，闷在耳朵里像心跳。 走出五十步，我停下。回头。 院子的铁皮门还虚掩着，门缝里那截灰青色的地面还在。榕树的树冠在院墙上方露出来一角，绿得厚重，在蓝天的衬托下像是泼上去的墨。二楼窗户上那张泛黄的福字，在风里轻轻翕动，红纸边角卷起来又落下，卷起来又落下，像一个人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打了一行字："2008年腊月二十八，爸最后一次回来。" 光标在屏幕末端一闪一闪的，太阳光打在屏幕上，反光刺得我眯起眼。我按灭屏幕，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身，继续往巷口走。 鞋底踩过一块松动的砖，砖翘起来，又落回去，"啪"的一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响了好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