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凌晨四点半有庆就醒了。天还黑着，窗帘缝里漏进来的光还是灰蓝色的，整个深圳都还没醒。他没有开灯，摸黑在床头柜上找到手机看了一眼，四点三十七分。闹钟定的是五点，早了快半个小时。他把手机放下，平躺着盯着天花板，那条裂缝在黑暗中看不太清，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 他躺了十几分钟就起来了。赤脚踩在地板上，凉意从脚心钻上来。洗漱的时候水龙头拧开哗地一声，在凌晨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响。他动作放轻了些，牙刷在嘴里慢慢刷着，牙膏的薄荷味在口腔里散开，凉飕飕的。他换了件干净的T恤，外面套了一件薄外套，把手机充电器从插座上拔下来卷好塞进包里。 出门的时候五点半。楼道里感应灯亮了昏黄的，电梯从十四楼到一楼只用了不到十秒。小区门口的天还没亮透，路灯还亮着，街面上安安静静的，只有一辆环卫车突突突地开过去，车灯两道白光照着前方的路面。他在路口等了五六分钟打到了一辆出租，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深圳北站，师傅。 出租车在高架上开得很快，凌晨的路面上车少，两侧楼群的窗户大多暗着，只有零星几扇亮着灯。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高架桥下的路面还湿漉漉的，洒水车刚经过不久，水印子在路灯下反着光。他想起上次从老家回来的高铁上也是这样，天刚蒙蒙亮，窗外的一切都笼着一层薄雾，什么都看不清楚。 到北站的时候六点刚过。候车大厅里人已经不少了，检票口前排着长队，行李箱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他找到检票口，排在队伍后面，手里攥着身份证和车票。周围的旅客有的在打电话，有的低头刷手机，有个小孩趴在行李箱上打瞌睡，脸压得变了形。他站在那里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大厅顶上那些巨大的灯，白晃晃的光从头顶泻下来，照得人连影子都没有。 检票进了站台，他找到自己的车厢和座位坐下来。靠窗的位置，窗外是灰色的站台地面，几条黄色的警戒线嵌在水泥里。列车启动的时候车体轻轻晃了一下，窗外的站台开始缓缓后退，越来越快，然后隧道口黑了下来。车厢里的灯亮着，头顶的空调出风口嗡嗡响。旁边的乘客坐下来就掏出耳机戴上了，手机屏幕的光映着他的脸。 有庆也拿出手机，给爷爷发了一条消息："我上车了。下午三点二十到县城，你就在家里等，我到了镇上给你打电话。" 对面没有马上回。他等了一会儿，把手机放进口袋，靠着椅背闭上了眼。列车的速度起来之后车身不再晃了，很平稳地往前滑，隧道里的风噪呼呼地响。他在那声音里又一次半梦半醒地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多久，窗外已经亮了。阳光从右边车窗照进来，落在他的左胳膊上，暖烘烘的。他坐直了看着窗外，列车正经过一片平原，田里的水稻黄了，大片大片的金黄色铺开去直到天边。田间散落着灰白色的村舍，屋顶上竖着太阳能热水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他看着那些田野和村庄一片一片地往后退去，每一片都跟下一片差不多，却又不太一样，有的田里种着玉米，有的种着花生，有的空着长满了野草。 他看了一眼手机，爷爷回了消息，时间是一个小时前："我在家等你。你到了镇上打个电话。" 他回了一个"好"字，然后重新看着窗外。列车的速度微微放慢了些，广播里报了一个站名，是省城的前一站。车厢里有人站起来开始拿行李，行李箱被从行李架上拖下来的声响此起彼伏。他坐着没动，等列车重新启动，窗外的景色又从站台变成了田野。 中午的时候他拿出在车站便利店买的面包啃了两口，喝了半瓶水。面包是奶香味的，软塌塌的，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他把剩下的半块面包放回包装袋里，又喝了口水，水是凉的，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一阵清爽。车窗外的太阳升到了正头顶，阳光直直地照进来，落在车座靠背上，晒得那片布面烫手。 下午三点十几分的时候列车减速了，窗外的田野变成了楼房，楼房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县城的街道和矮楼。列车停靠站台的时候，有庆站起来拿了包，跟着人流往出口走。站台上人不多，午后的阳光倾斜着照在水泥地面上，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条。他走出车站广场，广场上的出租车和摩的司机聚在出口处喊客，去不去镇上？去不去镇上？他穿过那些人走到广场边上的公交站台，等开往镇上的班车。 班车来了，一辆中巴，车身灰扑扑的。他上车买了票，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里没几个人，前排坐着一个提编织袋的老头，穿深蓝布褂，侧脸的轮廓让他恍惚了一下，想叫一声"爷"又忍住了。车开了，沿着县道往镇上去，路两边是杨树，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翻。他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变化，楼房越来越少，平房越来越多，田野开始在视线里铺展开来。 车在镇口停下来，他下了车，站在路边拿出手机拨了爷爷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爷，我到镇上了。你在家？" "在。" "我现在坐个车回去，你等着。"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不用去村口了。我在你下车那地方往东走两百步，有个岔路口，我在岔路口等你。" 有庆愣了一下。"你怎么出来了？" "我走过来的。"爷爷说，"不算远。你往东走，看见了。" 有庆挂了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拎着包往东走。镇口的路边有些小店铺，五金店和农药店的门半开着，门口坐着两个中年男人在聊天，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聊他们的了。他走了大概两百步，看见前面果然有个岔路口，一条宽路通向东边，一条窄路拐向北边。岔路口旁边的电线杆底下站着一个老头，穿灰布褂子，头上没戴草帽，头发全白了，在午后的阳光里白得发亮。 他快步走过去。走近了才看清爷爷的样子——三天没见，好像又瘦了一点，颧骨更突出了，下巴上的胡茬也长了，白花花的。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袋子口扎着，不知道装了什么。站在电线杆底下，背微微驼着，看见有庆走过来，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了。 "爷。"有庆走到他面前站住了。 福贵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瘦了。"他说。 "没有。你看错了。" 福贵把手里的塑料袋递过来。"路上饿了吧？带了两个茶叶蛋，煮好的，还热着。" 有庆接过来，塑料袋隔着掌心能感觉到微微的温热。他捏了捏，蛋壳透过袋子传递过来的温度刚刚好，不烫手，带着余温。他拎着那个塑料袋跟爷爷并排走着，两个人沿着岔路口往北转，走上那条通往青溪村的土路。 路两边的草比他走的时候又长高了些。有些地方的草已经漫到路中间来了，把路面收窄了一半。福贵走在前面领路，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稳。有庆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脚上那双黑布鞋的后跟，鞋底磨薄了，踩在土路上印出一个浅浅的印子。他注意到爷爷的布鞋换了一双，不是那天在车站穿的那双了，这双更新些，鞋底的纹路还清晰着。 "你怎么走过来的？"有庆问。 "走过来的。四十分钟差不多。"福贵偏过头说，"反正也没事做。早上把院子里扫了一遍，把灶房里剩下的那几根柴火劈了码好，又把堂屋的地拖了拖。" "你都快走了还拖地干什么？" 福贵没接话。他走了几步才说："走之前弄干净点。房子不在了，地还在。人来之前把地扫净了是规矩。" 两个人沿着土路往前走了一段，经过村口那台推土机的时候福贵停了一下。有庆也跟着停下来。推土机还是老样子，锈迹斑斑的，青苔在履带的缝隙里干缩成褐色的壳。但铲斗上那截红布条不见了，可能是被风吹走了，也可能是被人摘了。铲斗上留下一个浅色的印子，布条绑过的地方铁锈淡了，露出下面一层暗灰色的钢。 "昨天来人了。"福贵说。 "什么人？" "镇上的。开着那台新推土机来的，在村口停了一会儿。看了看就走了。"福贵伸手在铲斗上摸了摸，又在收回手的时候在裤子上蹭了两下。"快了。等我一走他们就要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说一件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然后他转身继续往前走，步子还是那个节奏，不快不慢的。有庆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一摇一摇的，灰布褂子的肩头上破了一个小洞，露出里面白色的棉背心。 拐过最后一丛构树林的时候，老宅的院门出现在视野里。那两扇木板门虚掩着，门缝里露出来院子里的青石板地，在下午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灰白色。柿子树从院墙上面探出半个冠来，叶子绿得发黑，那些青色的柿子又大了一些，坠得树枝微微弯了。 福贵推开院门走进去。有庆跟在后面跨过门槛。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青石板地扫得干干净净，石墩上放着那把竹椅，灶房的门关着，门板上搭着一条干毛巾。柿子树底下新放了一张小凳子，木头面的，四四方方的，像是临时搬出来放在那里的。 "坐。"福贵指着那张小凳子。 有庆坐下来。小凳子的高度刚好，坐在上面膝盖跟腰差不多平。福贵也坐下来，不过他是坐在灶房门槛上，两个人隔着三四步的距离。午后的院子安安静静的，柿子树上的麻雀还在，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偶尔啄一口青色的柿子皮。 "你那个次卧，"福贵说，"照片我看了。" "嗯。" "窗台上那个泥人，缺胳膊的，我粘了好几次。"福贵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叼上，打火机打了两次才点着。"那胶水不好使，干了就发白。我后来换了一种，透明的，粘上之后看不太出来。" 有庆看着爷爷抽烟的样子。烟从他嘴唇间伸出来一截，手指夹着，青灰色的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慢升上去，在光柱里打着旋。他吐烟的时候眯着眼，那张脸上的皱纹在吐烟的瞬间更深了。 "爷。"有庆说。 "嗯。" "咱们明天走。今天下午你把剩下的东西收拾收拾，该丢的丢，该带的带。明天一早我陪你去镇上坐车。" 福贵抽了一口烟，半天没说话。烟雾从他嘴里一点点溢出来，在午后的光里缓缓散开。"我知道。"他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一下烟灰。"我今天早上把灶房收拾完了，柴火劈好码在屋檐底下，锅台上的灰也扫干净了。堂屋的桌子擦了，椅子搬到墙角了。" 他站起来走到柿子树底下，仰着头看那些青色的柿子。"柿子还没熟。"他说，"八月底了还青着，今年熟得晚。往年这个时候已经变黄了。可能是没人管它了，它就不急着长。" 有庆也站起来，走到爷爷旁边仰着头一起看。阳光从柿子树的叶子缝隙间漏下来，碎碎的光斑落在两个并肩的人身上。那些柿子藏在叶子里，圆滚滚的，有些已经微微泛出一层淡淡的黄色，藏在更深的地方还是全青的。 "爷，"有庆说，"柿子熟了也吃不着了。" 福贵把烟头在地上按灭了，捡起来丢进灶房的簸箕里。"吃不着就吃不着吧。"他说，"有别的柿子吃。深圳那个地方，什么买不着。" 他转过身，朝着有庆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跟上次在梧桐树底下那个笑一样，浅浅的，像水面上的一个水波，荡一下就没了。但他笑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笑起来眼睛还是弯的，尽管周围的皱纹堆叠着把眼睛压得小了一圈，可那弯弯的弧度还在。 "进来吧，"福贵说，"外面热。我有东西给你看。" 他转身进了灶房。有庆跟着跨进门槛，灶房里有一股熟悉的柴火和干土的气味。灶台上干干净净的，锅和案板都没了，灶膛里的灰也清理过了，只剩下灶底那一层白灰。灶房角落放着一个小包袱，蓝布包的，四四方方，像是早就收拾好了的。 福贵蹲下来把包袱解开，从里面拿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不大，红漆的，边角的漆磨掉了露出银白色的铁皮，盖子盖得严严的。他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几样东西。最上面是一张对折的纸，他拿出来打开，是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已经磨圆了，照片上是一男一女并排站着，身后是一栋土坯房，房子还没盖顶，露着梁木。 "你爷和你奶，"福贵说，"盖这房子那年拍的。房子刚上梁那天，村里人帮忙，中午管了一顿饭，吃完他们就站在梁下面拍了这张照片。"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字迹已经模糊了，只能勉强认出几个笔画。"那天他们都年轻。你奶扎着辫子，你爷头发还没白。" 他把照片递给有庆。有庆接过来，捏着照片的边缘，那薄薄的一张纸在他手指间轻飘飘的。照片上的人他认不出来，那个年轻的男人眉眼跟爷爷有些像，但脸上还没有皱纹，眼睛里有光。那个女人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布衫，靠在男人身边，脸上带着笑，那笑容看起来有些腼腆。 福贵又从铁盒子里拿出一件东西。一块红布，叠得整整齐齐的，展开了大约手帕大小。布面已经褪色了，边角磨毛了，但在靠近中心的地方还保留着一小片正红色的印迹。 "这是盖房上梁那天挂的红布。"福贵说，"挂了六十年了。前年摘下来的，风太大吹烂了，我只留了这一小块。"他把红布叠好放回铁盒子里，又从盒子底拿出一张纸。纸上印着表格，是那份拆迁协议的副本，纸被折了几折，边角已经磨卷了。 "这个也留着。"福贵说，"我这辈子签的最重要的字就在上头。比结婚证还重要。"他把铁盒子的盖子盖上，盖子合上的时候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整个铁盒子递给有庆。 "这个你拿着。"他说。 有庆接过来。铁盒子的分量不重，抱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红漆的盖子上面还留着一层薄灰。他擦了擦，把铁盒子抱在胸前。 "走吧。"福贵拍了拍手，站起来。"出去看看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