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台边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搭在青石板上，影子边缘已经被太阳烤得发焦。福贵蹲下身，把塑料桶搁在井沿的凹槽里，桶底磕出一声闷响，惊起几只趴在青苔上的黑色蚂蚁。蚂蚁四下散开，钻进石板缝里不见了。 他握住井绳的手背上爬满了褐色的老人斑，像秋天梧桐叶上被虫蛀出来的点子。绳子是麻搓的，有年头了，表面磨得油光发亮，每一股纤维都服服帖帖地绞在一起。他把绳子一截一截往下放，滑轮吱呀吱呀转起来，声音在空旷的早晨里传出去很远。水井太深了，桶落到底的时候只传来闷闷的"咚"一声，不像小时候那样清亮。那时候水面离井口不过三四丈，趴在井沿上能看见自己黑乎乎的脑袋在水里晃，现在水退下去了，井壁上留下一道一道干涸的水痕，像老人胳膊上暴起的青筋。 他往上提水的时候胳膊抖了一下。七十多了，胳膊上的肉早就松了，使不上劲。他换了个姿势，把绳子在手腕上绕了两圈，身子往后仰，一点一点地把桶往上拽。绳子绷得笔直，井绳上的麻纤维一根根支棱起来。桶出了井口，歪歪斜斜地荡了一下，洒出来的水落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块深色的印子，又很快被八月的大太阳吸干了。 桶里的水是浑的，黄不黄绿不绿的颜色，底上沉着细碎的泥沙和几片黑乎乎的碎叶子。福贵把桶搁在井台上，弯腰凑近了看，水面上漂着一层极细的灰尘，像撒了把面粉。他直起腰，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没点，就这么含着。烟卷的纸受潮了，软塌塌地贴在嘴唇上。 第二桶水他打得更慢，中间停了两回，扶着井沿喘气。井边的草已经长到他膝盖那么高了，狗尾巴草居多，毛毛糙糙的穗子蹭着他的裤腿，落下一层细细的草籽。他低头看了看裤脚，黑布裤子上沾满了灰绿色的碎屑，拍也拍不掉。他把两桶水并排放在井台边，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水慢慢地变清了一些，泥沙往下沉，上层的颜色淡了不少，但还是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儿，混着水草腐烂的腥气。 他拎起一只桶往回走。桶里的水晃荡着，洒出来淋在土路上，留下一条断续的水印。路两边的房子大多数已经没了，只剩下地基上翻出来的碎砖头和钢筋头，埋在野草里。有的地基里还长出了构树，才两三年就蹿得比人高了，宽大的叶子遮出一小片阴凉。一只花猫从构树底下蹿出来，看了他一眼，又蹿进更深的草丛里不见了。福贵认得那只猫，是隔壁王老三家养的，王老三搬走的时候没带走，猫就野了，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却还是亮的。 他走得很慢，两只桶的重量不一样，左边那桶洒得少些，右边那桶洒得多些，走起路来身子往左边歪。他换了只手，拎着右边那桶走了十几步，又换回来。路上经过晒谷场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晒谷场的水泥地裂得不成样子了，裂缝最宽的地方能塞进两根手指，里面长满了野菊花，一蓬一蓬的黄，开得热热闹闹的。菊花的杆子从水泥缝里硬挤出来，被裂缝两边的水泥碴子磨得伤痕累累，可花还是照开不误，黄得扎眼。风一吹，花头摇摇晃晃的，像是点着头。 有庆就是在这个晒谷场上学会骑自行车的。那年他八岁，福贵从镇上废品站花十五块钱买了一辆二八大杠，车架子都锈透了，链条掉了两回，福贵用铁丝把链条绑在齿轮上，勉强能转。有庆骑上去的时候腿够不着脚蹬子，只能站着蹬，身子左歪右歪的，摔了不知道多少回。晒谷场的水泥地上划满了自行车轮胎的黑印子，一圈一圈的，后来下雨冲掉了。那时候晒谷场热闹，秋天打谷子，金灿灿的稻谷铺满整个场子，牛拉着石碾子一圈一圈地碾，谷壳飞起来呛得人直咳嗽。他记得有庆光着脚在谷堆里跑，脚丫子被谷壳扎得红红的，还是笑嘻嘻的。 现在晒谷场上什么也没有了。稻谷、石碾子、牛，都没了。连牛的蹄印都找不着了。只有野菊花从裂缝里探出头来，安安静静地开着。 福贵继续往前走。经过小学的时候他偏头看了一眼。小学的围墙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教室。黑板上还有字，"好好学习"四个粉笔字歪歪扭扭的，是最后一届学生留下的。黑板下面的讲台塌了，木头腿子被白蚁蛀空了，轻轻一碰就能碎成渣。教室里的课桌横七竖八地倒着，有的缺了腿，有的桌面裂了缝，缝隙里塞满了干枯的树叶。窗户上的玻璃几乎全碎了，剩几块还挂在窗框上的也裂了纹，阳光透过来照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亮斑。墙上贴着学习园地，纸已经黄得发脆，边角卷起来，上面画的花啊草啊都模糊了，只认得"六一"两个字。 福贵站在塌墙外面看了很久。他儿子徐建国就是从这个小学毕业的，那时候学校还有五个老师，几十个学生。早上上学的时候孩子们沿着村路跑，书包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吵吵嚷嚷的能把人的耳膜震破。课间操的时候广播喇叭放"雏鹰起飞"，那旋律到现在他还能哼出来。后来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先是三年级并到镇上去了，再是二年级，再是一年级。最后一个老师走的那天，福贵在村口碰见他，老师骑着一辆破电动车，后座上捆着两箱子书，跟他说徐大爷，学校关了，孩子都去镇上了。他问老师你上哪儿去，老师说镇上缺个代课的，去试试。 那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他拎着水桶继续走，路过村口的时候看见了那台推土机。推土机停在路边，锈得不成样子了，履带上的铁板翘起来好几块，缝隙里长满了青苔，绿茸茸的一层，像是给铁做的怪物披了件绒衣裳。驾驶室的玻璃碎了，方向盘上落满了鸟粪，坐垫被老鼠啃得只剩弹簧。推土机的铲斗半抬着，斗齿上缠着一截已经褪色的红布条，可能是哪家搬走时挂上去的记号。风刮过的时候，红布条飘飘荡荡的，像一小面投降的旗。 他记得这台推土机开进来那天是去年秋天。来了两辆，一前一后，轰隆隆地碾过村路，路边的野草都被压平了。那时候村里还剩六七户人家，都站在自家门口看着。推土机先推了村东头刘家的房子，刘家老两口提前搬空了东西，就剩个空壳子，铲斗一推，"哗啦"一声倒了。砖头瓦片砸在地上扬起老高的灰，灰散了好半天才落定。刘家老太太那天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哭了一下午，嗓子都哭哑了。推土机推第二家的时候就不那么顺利了，那家老头死活不肯出来，坐在堂屋里不动弹，最后是镇上来人把他架走的。福贵当时就站在自家门口看着，手里的烟点了一根又一根，脚底下全是烟屁股。 推土机推了三天，推到第四家的时候突然停了。说是上面叫停的，又说缓一缓，又说再研究研究。后来那台推土机就再也没动过，停在村口锈成了这副模样。剩下几家没拆的，陆陆续续也都签了字搬走了，都是老人，儿女在县城或市里买了房子，接过去住。福贵想不起来最后搬走的是谁家了，好像是东边的周家，周家老头得了肺癌，想在县医院旁边住着方便，就签了字。周家搬走那天他来看了，周家老头坐在搬家的三轮车上，脸色蜡黄，跟他说老徐，你也走吧，别扛了，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他说有意思。周家老头没再劝，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拐过村口那道弯就不见了。 福贵拎着水桶进了自家院子。院门是两扇木板拼的，木头已经发黑，门轴转起来嘎吱响。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今年结了不少果子，青绿青绿的，藏在叶子底下，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几只麻雀在树上跳来跳去，啄那些半青不红的柿子，啄一口就飞走了。柿子被啄出小洞来，流出一滴粘稠的汁水，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他把水桶放在灶房门口，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水已经澄清了大半，泥沙沉在桶底薄薄一层，颜色也没那么黄了。他伸手进去探了探水温，井水是凉的，冰得指关节发白。他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架上柴火开始烧。灶膛里的火苗窜上来，舔着锅底，锅里的水慢慢冒出细小的气泡，嘶嘶地响。 水还没烧开，院门口传来脚步声。福贵没抬头，听那脚步声就知道是有庆的。有庆走路脚尖先着地，步子轻，跟村里人脚跟先着地不一样。 有庆拖着行李箱进了院门，行李箱的轮子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他站在院子里扫了一圈，目光在柿子树、水桶、灶房门口蹲着的爷爷身上依次落定，最后落在院墙拐角处那个粉笔画的白圈上。 "爷。"有庆喊了一声。 福贵从灶房门口站起来，手里的柴火棍还没放下。他看了孙子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灶房，掀开锅盖看了看水，又盖上了。 "饭在锅里。"他说。 有庆把行李箱靠在院墙根下，走到灶房门口。灶房的面积很小，一口大灶、一张破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劈好的柴火。锅里烧着水，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白蒙蒙的一片。福贵坐在灶前的小凳子上往灶膛里添柴，火光照在他脸上，皱纹里全是橘红色的影子。 "你一路过来的？"福贵问。 "高铁到县城，打了个车到镇上，从镇上走过来的。"有庆说，"村口那段路车进不来，全是草。" 福贵嗯了一声，把一根粗柴火折成两段塞进灶膛。火星子溅出来，落在他的布鞋上，他掸了掸。 "你瘦了。"他说。 有庆没接话。他在灶房门口站着，屋里太小，没有他坐的地方。他看见桌上扣着一只碗，碗底下压着一张纸，纸的一角被灶台漏出来的水洇湿了。他认出来那是镇上的公文纸，有红头的那种。 "谁来过？"有庆问。 福贵没回头。"镇上的人。" "来干什么？" "来念经。" 有庆愣了一下，反应过来爷爷说的是什么。他走进灶房，蹲在爷爷旁边，灶膛里的热气扑在脸上，带着柴火和铁锅的气味。他看见爷爷的手握着火钳，拇指上缠着一圈白胶布，胶布边缘已经磨黑了。 "他们说什么了？" 福贵把火钳搁在灶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什么？说搬迁政策好，说安置房宽敞，说医疗条件好，说养老有保障。"他把火钳拿起来又放下，火钳碰在灶台上叮当响。"说来说去就这几句，翻来覆去地说，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有庆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灶房外面天已经暗下来了，院子里的柿子树只剩一团黑黢黢的影子，麻雀也飞走了，四下里静得出奇。远处有狗叫，叫了两声就停了。 "爷，"有庆站起来，"上回电话里我跟你说的事——" "什么事？" "镇上那李镇长，给我打电话了。" 福贵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最后一块柴火推进灶膛，拍了拍手上的碎屑，扶着灶台慢慢站起来。他比有庆矮了半个头，站起来的时候得仰着脸才能看见孙子的眼睛。 "他打你电话做什么？" "他说……说关心你的生活，怕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方便。让我回来看看你。" 福贵哼了一声。"他是怕我不签字。" 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翻着白浪。福贵转身揭开锅盖，蒸汽呼地一下涌上来，模糊了他的脸。他拿勺子搅了搅锅里的水，然后从案板底下掏出一把青菜，按在案板上切。菜刀钝了，切青菜的时候蔫蔫的，像钝刀子割肉，一刀下去菜叶不齐整，碎成几截。 有庆从他手里拿过菜刀。"我来切。" 福贵让开了位置，站在灶房门口抽烟。这回他真点着了，烟卷凑在灶膛的火苗上点，吸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咳得弯了腰，好半天才直起来。 "你那个工作，"福贵说，"忙不忙？" "忙。"有庆把切好的青菜拨进锅里，青菜在开水里翻了个滚就软了，变成暗绿色。"天天加班，十点十一点才能走。" "挣钱多不多？" "还行。" "还行是多少？" 有庆切菜的手停了一下。"够用。" 福贵又抽了一口烟，这回没呛。他把烟雾吐出来，看着烟雾在灶房昏暗的光线里升腾、散开。"够用就行。"他说，"别太累了。" 有庆没说话。他把豆腐也切了，嫩豆腐在案板上颤巍巍的，切下去的时候几乎没什么阻力。他把豆腐块也倒进锅里，又往锅里撒了把盐，拿勺子搅了搅。锅里的青菜豆腐汤颜色寡淡，豆腐白生生的，青菜绿盈盈的，漂在清汤里，看着清汤寡水的，但热气直往人脸上扑。 他盛了两碗饭，端到院子里的小桌上。桌子是樟木的，桌面已经被风雨刮得起了毛刺，但擦得干净。福贵在桌子一边坐下，拿筷子夹了块豆腐，送进嘴里慢慢嚼。有庆坐在对面，端着碗却不急着吃。 院子里静极了。蛐蛐从草丛里叫起来，一只两声，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来了，此起彼伏的，像在呼应。头顶上星星出来了，薄薄的几颗，被月亮的光压着，不太亮。月光照在院子里，青石板的地面泛着冷白的光，柿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枝枝丫丫的，像个手印。 "爷。"有庆放下碗。 福贵抬眼看他。 "这回我在家住几天。"有庆说，"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福贵夹菜的动作慢下来。筷子停在半空，豆腐上还滴着汤汁，啪嗒一声落回碗里。 "一个礼拜？"他说，"你那工作能请这么久的假？" "能。"有庆低头扒了口饭，含含糊糊的。"年假还没休完。" 福贵没再问。他把豆腐塞进嘴里，嚼了很久，嚼到豆腐都化成糊了还没咽下去。有庆看见他喉结动了一下，才把那口东西咽了。 吃完饭有庆洗碗。灶房的水缸里存着早上打来的井水，他舀了两瓢倒进锅里，用锅里的热水把碗筷烫了一遍。福贵坐在灶房门口的小凳子上，手里又叼了一根烟，没点。他看着有庆的背影，看了很久。 "你小时候洗碗，"福贵忽然说，"够不着灶台，搬个凳子站着洗。碗摔了三个，我都没说你。" 有庆把洗好的碗扣在案板上，拿抹布擦手。"我记得。有一个碗是蓝边的，摔成两半了，你用浆糊粘上了，还用了好几年。" "那个碗去年才碎。"福贵说，"我收拾灶台的时候碰掉的，洒了一地。" 有庆回过头来。福贵坐在门口的暗影里，看不清表情，只有烟卷上那点红星一明一灭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又点着了。 "碎了就算了。"福贵说，"人走光了，东西留着也没用。" 有庆想说点什么，可灶房的门框把爷爷的身子框成一个小小的人影，轮廓模糊，声音也模糊，他说什么好像都隔着什么厚厚的屏障似的。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夜里有庆回自己房间。推开门的刹那他愣了一下。房间干干净净的，床上的被单是新换的，浅蓝色，洗得还带着洗衣粉的气味。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盏旧台灯，灯罩是绿玻璃的，他认出来是爷爷年轻时在矿上用的那盏。桌面上擦得一点灰都没有，连墙角的蜘蛛网都扫净了。 他走到窗台前。窗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个小泥人，灰扑扑的颜色，眉眼都模糊了，有一个缺了胳膊，有一个脑袋上补了一块泥巴。他拿起那个缺胳膊的小人翻过来看，底座上用钉子歪歪扭扭地刻着一个"庆"字。是他自己刻的，那年他大概七八岁，偷了爷爷修鞋的钉子，一笔一画地划上去的。 泥人裂了。从头到脚有一条深深的裂纹，几乎把小人的身体劈成两半。但裂纹被什么胶填上了，白惨惨的一条疤，摸上去硬邦邦的。他凑近了看，胶水沿着裂缝抹得很仔细，抹平了抹匀了，看得出上手的人极有耐心。 他轻轻把小泥人放回窗台。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模模糊糊的，背后是院子里的柿子树的影子。他伸手推了推窗户，窗户推开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凉丝丝的，带着泥土和干草的气味。 他听见院子里有声音。透过窗户缝看出去，月光底下，爷爷正蹲在院墙拐角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墙面上蹭。他看不清是什么，只看见爷爷一下一下地蹭，动作很慢，蹭了几下又停下来，像是在仔细端详。过了一会儿，爷爷站起来，转身往灶房走，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瘦瘦的一条，贴在青石板地面上。 有庆把窗户轻轻合上。他坐在床沿上，床板硬邦邦的，铺了褥子还是硌人。他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十一点多了。屏幕上有一条未读的微信，是李建国发来的："徐先生，到家了吗？方便的话明天我来拜访老爷子，你看行吗？" 有庆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半分钟。他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发黄了，上面的字都模糊了，只看见一行标题里有个"改"字，后面是什么看不出来了。 他闭上眼，听见蛐蛐叫了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