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远在阳台上坐了大约十分钟。这十分钟里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江水，偶尔把下巴抬起来一点，迎着风的方向，让早晨微凉的空气从他那张瘦削的脸上拂过去。他的眼皮有时会半合下来，像在感受什么——可能是风里的湿度，可能是水面反射的光的强度，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在呼吸。 陈既明站在他侧后方，没有催。他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右手碰到了那块灰色手帕，左手的手指缠着钢笔的笔夹，金属的凉意从指尖传上来。晨光在阳台地面上慢慢地移动着，从砖缝的这一格移到了那一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缓慢地翻着一本巨大的书页。 周远的妻子办完手续上来了。她沿着走廊走过来的时候脚步声很轻，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像一个走了很远的路、终于看见目的地的人。她走到阳台上，在周远身侧站定，伸手扶住了轮椅的推手。陈既明这才注意到她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虎口处有一块淡褐色的茧，那是长期拿笔留下的痕迹。 "弄好了，"她说，"三楼的18床，朝南。护士说先住进去看看情况。" 周远点了一下头，把目光从江面上收回来。他转过头看了陈既明一眼："陈医生，你待会儿来我病房一趟吧。我想跟你聊点事。" "好。我安排好就来。" 周远的妻子推着轮椅转身往走廊里走。轮椅经过陈既明身边的时候，周远抬起右手朝他摆了摆，动作很轻，指尖在空中划了很短的一道弧。陈既明也朝他点了一下头。 他们走了。阳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江风从他面前吹过来，带着水的气味和早晨的凉意。他站在那儿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往前走了两步，把双手撑在铁艺栏杆上，低头看着脚下的江水。距离水面七八米的高度，水在流动，从右往左，不急不缓，带着一种即使什么都阻挡不了它的沉稳。水面上偶尔浮过一片枯叶或者一段树枝，被水流带着往前走一段，然后绕过一个看不见的旋涡，继续向前。 他把手从栏杆上收回来，转身走回楼里。 18床在三楼走廊中间偏左的位置。他走过去的时候门已经开了半扇，里面周远的妻子正在弯腰整理床头柜上的东西——一个保温杯、一盒纸巾、一个塑料袋里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周远已经被扶到了病床上，脱了那件深蓝色羽绒马甲，穿着病号服靠在枕头上，身体微微朝右侧倾斜，右肘撑在床上，左手搭在腹部。他看见陈既明进来，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对面的椅子。 "坐。" 陈既明把椅子拉近了一些。铁的，和昨天他在方建国床边坐的那把一样，坐垫薄薄一层海绵，坐下去的时候微微塌陷。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把视线和周远持平。 周远的妻子把东西理好之后看了他们一眼，轻声说："我下楼买点早饭。"然后带上门出去了。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监护仪上极轻的电流声和窗外香樟树叶子在风里互相碰触的沙沙响。 周远左手的手指在被面上轻轻敲着，节奏比在轮椅上时慢了一些，像一首曲子从快板转进了行板。他看了陈既明一会儿，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嘴里把要说的话先尝了一遍味道。 "你昨天第一天？"他问。 "对。" "感觉怎么样？" 这个问题和昨天林红梅问的那个如出一辙。陈既明想了一下，他说："混乱。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就是很多东西涌上来，理不清。跟以前在急诊完全不一样。" 周远听了，嘴角动了一下。这次那个弧度比在轮椅上时要完整一些，像是一个真正的笑的前奏，只是还没有完全展开。"我第一天的时候比你惨多了。"他说，"我那时候二十六岁，刚毕业两年，分到内科轮转。主任说，病房最里头四张床你管。我以为是一般的病人，走进去才知道，四张全是濒死的。第一天就送走了两个。那天晚上我回去坐在宿舍床上，坐到凌晨三点都没睡着。"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看陈既明，而是落在窗外香樟树的某个点上，好像在看着十年前的那段日子从树冠里一点一点地浮出来。 "后来我学了怎么跟家属说话，怎么判断疼痛级别，怎么调整吗啡的剂量。学了六年。我觉得我学会了。然后我走了。因为我受不了了。"他停了一下，手指在被面上敲的频率快了一些，"受不了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觉得自己像在看管仓库。东西一样一样地运进来，一样一样地运出去。我只是个登记员。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地想——我在这条线上待着到底在干什么？我治病吗？不治。我救命吗？不救。那我在干什么？" 他的声音到这里微微哑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我后来辞职去了私立医院。做肿瘤内科的辅助治疗，起码那是在往活的方向使劲。干了四年。然后我就得病了。先是在右边喉咙，切了一块。过了两年左边又长出来了，又切了一块。今年年初复查，脑子里面发现了转移灶。肿瘤科主任是我的老同学，他看了片子之后跟我说，周远，你该休息了。" 他说完这句话，停下了。监护仪上的数字跳了一下，心率从七十二变成了七十五，又落回去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把它抬起来翻了个面，看着手背上浅蓝色的血管在薄薄的皮肤底下曲折地延伸。 "陈医生，"他说，"我现在又回到这条线上了。这一次我不是登记员了。我是那个要被登记的人。"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钟。窗外有鸟叫，唧唧啾啾的，声音清亮，从香樟树的密叶间穿出来。阳光这时候已经完全升起来了，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床尾的白色被面上铺了一块暖融融的亮斑。 陈既明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他感觉到自己左手边口袋里那支钢笔的笔夹硌着肋骨的位置，一点细细的、硬的触感，像一只在提醒他还在呼吸的手指。 "周远，"他说，"十年前你做那份工作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没有哪个病人让你觉得——你做的不只是登记？哪怕只有一次？" 周远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陈既明脸上。他看了他几秒，然后他的嘴角终于完整地扯开了，那是一个真正的笑，虽然因为脸颊太瘦而显得不够饱满，但眼角的纹路因为这个笑而加深了一些，看上去整个人忽然年轻了几岁。 "有。"他说，"有个老太太，胰腺癌。住了四十三天。她走之前那天早上，她把我叫过去，握了我的手，说，周医生，你是个好人。这辈子没人跟我说过这句话。"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他抿紧了把它压住。然后他吸了一口气，声音变得平稳了："就那一句话，我后来想了六年。我走的时候觉得那栋楼把我掏空了，但那天早上她说的那句话我一直带着。像一小块石头放在兜里。你走起来的时候它磕着你的腿，你知道它在。" 陈既明的右手在白大褂口袋里碰到了那块灰色手帕。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一角，布料很薄很软，在指尖折叠成一个细小的褶皱。 "周远，"他说，"你这次回来，可能是来把口袋里那块小石头放到一个该放的地方去。" 周远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着，把阳光一下一下地闪进屋里又闪出去，像有人在反复开着一盏灯。他的左手在被面上停住了，手指不再敲了。 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可能吧。"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周远的妻子推门进来了，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里面装着豆浆和包子，另一个里面是几盒药。她看了一眼周远，又看了陈既明一眼，抿着嘴笑了笑，没有多问，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开始往外掏东西。 陈既明站起来。"你先休息。我待会儿让管床护士来给你做一个系统的疼痛评估，今天下午我再来跟你商量镇痛方案。" 周远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床头柜上那袋冒着热气的豆浆上，看了很久。 陈既明走出18床的病房。他站在走廊里，日光灯亮着，香樟树的影子从走廊尽头那扇玻璃门里透进来，在白色地胶上晃动着细碎的光斑。他走到护士站，王小川正在给一个病人的监护仪换电池，咔嗒一声把新电池扣进去，屏幕重新亮了。 "陈医生，"王小川直起腰，"26床的方老爷子刚才醒了。他女儿喂了半勺水，他咽下去了。刚才还开口说了一个字。" "什么字？" "'好'。"王小川说，"他女儿问他'爸你睡得好吗'，他说'好'。就一个字。" 陈既明站在护士站旁边，手里握着那支蓝色钢笔，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笔帽上的刻字。他抬起头望了望走廊尽头那扇阳台的玻璃门，晨光从外面涌进来，把整个走廊的尽头照成了一大片明亮的白色。 他往办公室走去。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快了三分钟的挂钟。八点十七分。手机显示八点十四分。他站在钟下面仰头看了几秒，秒针一格一格地跳着，从不犹豫，从不拖延。 三分钟。他能用这三分钟做什么？昨天他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今天他有了一个答案——三分钟，够一个家属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听到最后一个答案、握住那只手直到它不再回应。三分钟够一个人说"好"。 他走下楼梯。推开办公室门，阳光已经从朝南的窗子里灌了满屋，把桌面那本送别手记的牛皮封面晒得微微发暖。他走过去坐下来，把送别手记翻开到第二页。 空白的一页。他在最上面一行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两秒。 他写："周远。男。五十三岁。鼻咽癌术后复发，脑转移。入院日期：今日。家属：妻子。" 写完之后他把钢笔放下，合上本子，靠在椅背里。窗外的香樟树冠在晨风里轻轻地摇着，叶子和叶子互相摩擦的声音从窗缝里渗进来，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大的书。 今天才刚开始。周远还在18床等着下午的镇痛方案，方建国在26床说了一个"好"字，方静还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赵秀英的丈夫不知去了哪里，那块灰色手帕在他右边口袋里安安静静地叠着。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又推开了一些。早晨的风涌进来，灌满了整个房间，把桌面上本子的纸页吹得哗哗地翻动了一下又落回去。他扶着窗框往远处看，江面上有一条驳船正慢吞吞地逆流而上，船尾拖着一道浅浅的白色水痕，在阳光下闪了几闪，慢慢消失在水的褶皱里。 水在走。他还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