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医院六号楼是一座灰白色的四层建筑，孤零零地立在院区最西边的角落里，背靠着江堤。楼前种了一排香樟，树冠连成一片，夏天的时候能把整面玻璃幕墙遮得严严实实，透进来的光都是绿的。现在是三月末，香樟正在换叶，老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的，新叶子还没长开，疏疏朗朗的，阳光就能从枝桠间漏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陈既明站在楼门口，手里攥着一份调令。纸是昨天下午从院办拿的，A4纸，白底黑字，盖章的地方鲜红，内容写得很简单：因工作需要，调任至江心医院临终关怀科，即日起报到。 他把调令折起来塞进口袋，低头看见自己的皮鞋尖上沾了一点灰。他在江心医院的急诊科干了十一年，四年前升了主治，两年前开始带组，上个月还在抢救室里给一个心梗病人做心肺复苏，做完之后那人的心跳回来了，家属抱着他哭，把他的白大褂袖子都哭湿了。他把那件白大褂换下来，第二天又穿了新的，还是一样的白。 然后调令就来了。院长的原话是："院里决定把临终关怀科重新整合，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去带。你合适。" "为什么是我？"他当时问。 院长没抬头，在看桌上的文件："你病历写得细，对病人有耐心，家属投诉记录是科室里最低的。" "可我没有——" "没有经验？"院长终于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谁都有第一次。陈既明，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什么叫"去了就知道了"。六号楼的楼门是感应式的，玻璃门缓缓向两边滑开，一股消毒水混合着某种说不清的味道涌出来——不是急诊那种被血和汗和药水浸透了的味道，这里的味道轻一些，冷一些，像是所有气味都被抽走了力气，只剩下薄薄一层浮在空气里。 走廊很安静。地面铺着米白色的防滑地胶，擦得很干净，反着顶上日光灯的白光。护士站就在进门左手边，一个半圆形的台面，台上放着一台电脑、一个文件夹、一盆绿萝。绿萝的叶子搭下来，垂在台面边缘，长得挺好。 护士站后面坐着一个人。女的，穿了身淡蓝色的护士服，头发在脑后盘得一丝不苟，正低头写着什么。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四十五六岁的样子，眼角有细纹，但眼睛很亮，眼神沉沉的，像江底那种被水磨了很久的石头。 "陈医生？" "是我。" 她站起来，从护士站后面绕出来，伸出手："我叫林红梅，六号楼护士长。欢迎你。" 陈既明跟她握了手。她的手不凉，干爽，有劲。 "我带你先看看环境，"林红梅说，"六号楼一共四层。一楼是办公区和家属接待室，二楼和三楼是病房，四楼是会议室和值班室。总共三十二张床位，现在住了二十七个。我帮你把一楼里间的办公室收拾出来了，原来放杂物的地方，窗子朝南，光线好。" 她说着已经往走廊深处走去，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踏实。陈既明跟在她身后，注意到她走路的时候肩膀不动，只有腿在动，这是一种在病房里练出来的习惯——端着治疗盘或者推着器械车的时候，上半身必须稳。 走廊两侧的墙上刷了淡黄色的涂料，每隔两米挂一幅画，不是什么名画，就是那种印刷的风景画，山啊水啊花啊。有一幅画的是长江，江面上有船，远处有桥。陈既明多看了一眼。 "我们这栋楼后面就是江，"林红梅头也不回地说，"三楼有个阳台，朝江的，平时病人和家属都喜欢去那儿坐坐。你待会儿可以上去看看。" 她推开一楼最里面的一扇门："这是你的办公室。" 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但确实朝南。窗台上放着个空的花盆，窗玻璃擦得锃亮，阳光铺了一地。靠墙摆着一张老式办公桌，桌面上干干净净，连个笔筒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话机和一盏台灯。桌子对面是两把椅子，黑色皮面的，有些磨损。墙角还有一个铁皮文件柜，柜门关着，能看见上面贴着张褪了色的标签："备用物资"。 "桌子的抽屉里有钥匙，"林红梅说，"柜子我还没收拾，你要用的话自己理一下。楼里的工作人员情况我待会儿发你电子版，护工有八个，轮班制的护士加上我一共十二个，还有两个社工和一个心理师。医生目前就你一个。" "就我一个？" 林红梅看了他一眼，表情没什么变化："以前还有一位老主任，姓周，去年年底退的。退了之后科室没有新进医生，一直由院里轮派。你是第一个正式调过来的。" 陈既明站在窗前往外看。窗外的香樟树冠正好到二楼的窗户，他从一楼的视角望出去，只能看见树干，灰褐色的树皮，裂纹很深，像老人手背上的筋。 "我有点不明白，"他说。 "什么不明白？" "院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正式成立这个科室。以前不是一直算内科下面的分支吗？" 林红梅沉默了几秒钟。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轻微的、拖沓的，像是有人穿着拖鞋在走。那声音越来越近，经过门口，又渐渐远了。 "以前是以前，"林红梅说，"现在我们这里收治的病人，预期生存期都在六个月以内。他们需要的是有人陪着走完最后一程，不是有人一直在抢救。" "可我是做急诊出身的。" "我知道。"林红梅的语气很平，听不出情绪，"我看了你的履历。你在急诊做了十一年，救回来的人不少。但你能在这个位置坐多久，不是看你救人的本事，是看你放不放得下。" 她说完这句话就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陈医生，先去三楼看看吧。看完三楼，你再决定今天要不要正式报到。" 她走了。走廊里的日光灯发出极轻的电流声，嗡嗡的，像蚊子振翅。 陈既明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目光落在桌面那盏台灯上。灯是老式的，绿色的玻璃灯罩，金属底座，旁边有一根拉绳。他试着拉了一下，灯亮了，暖黄色的光，照在桌面上，照出一片木纹。 他把灯关掉，走出办公室。 楼梯在走廊尽头，水泥台阶，扶手是不锈钢的，冰凉的触感。他往上走，二楼的门是关着的，透过门上的玻璃能看见里面病房的走廊，和一楼一样安静，日光灯亮着。他没停，继续往上。三楼楼梯口的墙上贴着一块牌子，白底蓝字："临终关怀病区 家属陪伴须知"。牌子下面的墙上粘着个塑料文件夹，里面夹着几页纸，他扫了一眼，第一行写着："请尊重病人的意愿，不强行喂食、不进行无谓抢救……" 三楼的门开着。他走进去，走廊比一楼窄一些，两侧的病房门都是半掩的，有的门缝里透出电视的声音，很小的音量，听不清在播什么；有的病房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监护仪偶尔"滴"一声。空气里有一种味道，他一时分辨不出来是什么——不是药味，也不是消毒水，是一种温的、沉的、像是日光晒久了被褥的气味。 护士站在三楼走廊中间的位置，比一楼的小，就是一个普通的写字台，上面放着两本文件夹和一盒纸巾。一个年轻护士坐在那儿，正往电脑里输什么东西。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对他笑了一下："您是陈医生吧？护士长说您今天来。" "嗯。" "林护士长刚才上来过，说让您直接去阳台看看。阳台在走廊走到头左拐。"她指了指方向。 陈既明点点头，沿着走廊走过去。他经过一间病房门口的时候，门正好从里面被推开，一个老头探出半个身子来，干瘦，脸颊塌下去，但眼睛是活的，骨碌碌地看他。 "新来的医生？"老头问，声音沙沙的，像砂纸蹭木头。 "对，我姓陈。" "陈医生。"老头把这两个字含在嘴里嚼了嚼，"你来做什么的？" 陈既明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他今天被问了两次了。 "来上班。" 老头眯起眼睛看他，看了好几秒，然后把门又拉开了一点，露出病房里的情形。靠窗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瘦得几乎看不出人形了，脸颊凹陷，嘴唇发白，眼睛闭着，胸口极其缓慢地起伏着。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玻璃杯，杯子里插着一支新鲜的白色康乃馨。 "她叫赵秀英，"老头说，"我老伴。住了二十三天了。" 陈既明往病房里走了一步，视线扫过监护仪上的数字：血氧饱和度八十七，心率五十二，呼吸六次。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那老头摆摆手，声音放低了："不用说什么。你去看你的阳台。" 陈既明退出来，替他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尽头是一扇玻璃门，推开来就是阳台。不大，大概五六平米，地面铺着灰色防滑砖，围着一米二高的铁艺栏杆。阳台上摆着两把塑料椅子，绿色的，靠背磨掉了一些漆，露出底下的白色塑料。 他站到栏杆前往下看。江水就在楼下，六号楼背靠着江堤，阳台悬在堤坝上方，离水面大概七八米。三月底的江水是青灰色的，流速不快，水面起了细细的波纹，阳光打在上面碎成一片一片的光点，晃得人眼晕。对岸有几栋楼房，灰蒙蒙的轮廓，再远处是山，淡淡的青色，隐在薄雾里。 风从江面上来，带着水气和一点点腥味。陈既明深吸了一口气，胸腔里那个从昨天接到调令开始就一直揪着的结，微微松动了一点。 他想，江心医院建在这条江边上不是没有道理的。江在走，不停地走，不停地流，这大概是一种安慰。 他正在发愣的时候，听见身后玻璃门又被人推开了。他回过头，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那里，大概二十七八岁，短发，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手里抱着个牛皮纸本子。她看见他，微微怔了一下。 "你是——"她问。 "陈既明，新来的医生。" "哦。"她点点头，但没有走过来，就站在门框那里，"我叫宋晚棠，社工。" "你好。" 宋晚棠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的江面："林护士长说您来了，让我上来给您送点东西。"她扬了扬手里的牛皮纸本子，"空白送别手记，每人一本，给医生和社工用的。记录病人的最后状态和家属沟通情况。这个本子您拿着。" 她走过来，把本子递给他。陈既明接过来翻开，扉页上印着一行字，淡灰色的："死亡不是失败。它是一场需要好好安排的告别。"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陈医生？"宋晚棠叫他。 "嗯。"他合上本子，"谢谢。" 宋晚棠站在他旁边，也扶着栏杆往江面上看。两个人沉默了大约半分钟。 "你之前在哪科？"她问。 "急诊。" "急诊。"她重复了一遍，"那差别挺大的。" "你在这里做多久了？" "两年多。" 陈既明转过头看她："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宋晚棠想了想，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短发拂到耳后："最开始的时候天天哭。后来发现哭没用，病人不需要我哭。他们需要的是有人听他们说话，有人把手放在他们手上，有人能把他们想说的话转达给家人。我后来想明白一件事——我不是来送他们走的，我是来陪他们走完的。这不一样。" 她说完看了陈既明一眼："您慢慢适应。刚开始可能会不太舒服，但这里的人会帮您。" 她转身往回走，推玻璃门的时候又停下来说："对了，楼道里那个挂钟——" "什么挂钟？" "一楼上楼梯拐角那里，墙上挂的那个圆钟。"宋晚棠说，"那个钟快了三分。好几年前就快了，一直没人调。护士长说，就当是六号楼多赚了三分钟。" 她走了。玻璃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咔嗒"。 陈既明又站了一会儿。江面上有一条船过去了，白色的客轮，很慢，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那声音贴着水面滑过来，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叹息。 他把送别手记夹在腋下，最后看了一眼江面，转身回了楼里。 走到三楼走廊的时候，那个老头的病房门又开了。老头探出头来叫他："陈医生。" 他走过去："什么事？" "我想问问，"老头的声音压得很低，"她这样睡着，还能睡多久？" 陈既明透过门缝又看了一眼床上的赵秀英。她的呼吸比刚才更慢了，胸口几乎看不见起伏。 "这个我没法确定。她是——" "肺癌晚期，全身都转了。"老头说，"来的时候医生说最多两个月。今天第二十三天。" "……您想让我做什么？" 老头盯着他，眼睛里有种很复杂的东西，陈既明看不太懂。半晌，老头说："你什么都不用做。我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她睡着的时候，还听不听得见我们说话？"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忽然扎进了什么地方。陈既明在急诊待了十一年，见过几百个濒死的病人，但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忽然发现他不知道答案。或者说，他忽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他开口，声音有些哑，"我去查一下资料。明天告诉您。" 老头点点头，退回去，轻轻关上了门。 陈既明站在走廊里，日光灯在他头顶嗡鸣。那个年轻护士还坐在护士站后面，键盘啪啪地响着。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牛皮纸本子，封面很光滑，他拇指用力按了一下，留下一个浅浅的指纹印。 他重新走进了楼梯间。拐角处，那个圆形的挂钟挂在墙上，秒针一格一格地走着。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果然，挂钟快了三分钟。 三分钟。他能用这三分钟做什么？在急诊，三分钟可以做一次心肺复苏的循环，可以推一针肾上腺素，可以决定要不要电击除颤。在这里，三分钟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让一个人多看了一眼江面的时间。 他走下楼梯，回到一楼，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阳光还在，从朝南的窗子照进来，在办公桌上铺了一片金黄。他把送别手记放在桌面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拿出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是林红梅发来的，只一行字： "陈医生，今天下午三点，六号楼小会议室有个家属沟通会，家属希望有医生在场。方便的话来一下。" 他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他放下手机，拉开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有串钥匙，还有几支笔——黑色的水笔、红色的圆珠笔，还有一支蓝色的钢笔，笔帽上刻着"江心医院"四个字。 他把蓝色钢笔拿起来，拧开笔帽，笔尖上还残留着干涸的墨迹。他把笔帽旋回去，放在送别手记旁边，然后把抽屉合上。 窗外香樟树的枝桠在风里摇了摇，一片老叶子落下来，贴着玻璃滑下去，无声无息。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这件事。但他想，至少明天，他要去查一下——一个昏迷的人，到底还听不听得见这个世界的声音。 下午还有三个小时。他坐在那把老旧的办公椅上，面对着空的文件柜和空的花盆，第一次认真地呼吸了一下这栋楼里的空气。 温的。沉的。像是被很多人用过的、安安静静的一种空气。 他听见走廊里有人轻轻哼歌，听不出调子，断断续续的，像风吹过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