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彻底落下去之后，院子里的光变得浑浊起来。那种蓝灰色的暮霭从墙根底下往上爬，像水漫过石头一样漫过沙袋、铁门、墙角的碎砖和地上那根横着的烧焦木头。傍晚的时候使馆里的人开了一盏汽灯挂在主楼门口的廊檐下，灯罩的铁皮被热气熏得变了色，在暮色里像一只烤过的橘子。灯光把院子里那一片地面照得亮晃晃的，几只飞蛾绕着灯罩打转，翅膀在光里闪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碎银。 我站在二楼的窗口边上，窗台上的木凳已经被我踩了一天，凳面上留下了两道清晰的鞋印子。我没再踩上去，就那么靠着窗框站着，上半身探出去半边，手肘支在窗台沿上。风从西边吹过来，比白天凉了许多，贴着皮肤的时候能激起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远处的街面上已经看不清人影了，只有偶尔一两盏灯笼在某个巷口亮起来，像一只只昏黄的、半闭着的眼睛。那两根裹白布的东西还立在大车旁边，在夜色里变成了两个模糊的灰白色轮廓，像是从地面长出来的两根瘦骨头。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一前一后，步伐轻重不一。我偏过头去看，莫里森和施密特并肩从门厅方向走过来，进了院子，两个人站在汽灯底下的光晕里说了几句什么。莫里森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只听见了"后半夜"和"轮换"两个词。施密特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弹了一根出来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着。火光亮了一瞬又灭了，把他的脸照出一瞬间的轮廓——额角那道刮痕上的血珠已经凝成了暗褐色的痂，在火柴光里像一小截钝了的刀尖。 我朝楼下喊了一声。"莫里森。" 他仰起头来看我，汽灯的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那张圆脸的轮廓镶了一层亮边。"上面怎么样？"他问。 "街面上没人。灯笼大概有七八盏，分布在不同的位置，最近的离铁门大约五十步。没有看到人走动。" 莫里森嗯了一声，偏头对施密特说了句什么。施密特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夹在指间，往铁门的方向走了几步，站定了，侧耳听了一会儿。夜风把他那根烟的烟灰吹散了，灰白的碎屑飘进汽灯的光圈里，一瞬就不见了。 我缩回身子，靠着墙蹲下来。走廊里的灯泡今天白天被震坏了一盏，剩下那盏的光线暗了一截，照不到走廊尽头。我蹲在阴影里，把笔记本摊开在膝盖上，借着走廊尽头窗口透进来的那一点余光写字。笔尖在纸面上划着，沙沙的，夜里格外清楚。我写："第一夜。围墙外安静了。铁门凹痕。血已经干了。两根十字架立在大车旁边，白布裹着。莫里森说今夜要轮换值岗。没有人知道他们要等什么。" 写完这行字，我把本子合上。走廊尽头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像是布料和墙壁摩擦的声音。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穿深色衣裳的人影从走廊拐角处走过来，步子很轻，几乎听不见落脚的声音。那人走近了，我才认出来——是樱子。她没穿白天那件藏青色褂子了，换了一件灰褐色的短衫，袖子还是卷到肘弯，露出小臂上白天那卷纱布，边沿已经有些脏了，缠着的棉布上蹭了几道灰印。她手里端着一只粗瓷碗，碗口冒着白气。 "你怎么上来了？"我站起来。 "给你送碗粥。"她把碗递过来，碗壁烫，我接过来的时候指尖一缩，拇指和食指捏着碗沿边缘。粥是小米的，煮得稠，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米油，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柔和的光。"莫里森说你的晚饭还没吃。我就顺便盛了一碗。" 我低头喝了一口。烫，滚过舌面的那一刻烫得我皱了一下眉，可那热量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时候，胃里那股空了大半天的酸涩感被熨平了一截。我又喝了一口，才抬起头来看她。她靠在对面的墙上站着，双手交叉在身前，指尖搭在肘弯处，姿态很放松，可她的肩膀微微往前收着，像在护着胸口的什么东西。 "你吃了吗？"我问。 "吃了。在楼下跟他们一起吃的。"她偏过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窗口，窗外的那片夜色黑沉沉的，只有远处几点灯笼的光浮在暗处。"外面一整个下午都没动静。你说他们今天晚上会来吗？" 我把碗端在手里，碗底的热气贴着我的掌心。"不知道。"我说，"莫里森说可能会来。白天他们竖了那两根东西，不是竖着好看的。晚上要是真的来了，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谁也不知道。" 樱子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只有远处汽灯嗡嗡的声音，像一只困在铁皮罩子里的甲虫在不停地振翅。她忽然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很短，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你记了一整天了。"她说，"手酸不酸？"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手指上还沾着铅笔末子的灰痕，食指侧面有一道浅黑色的印记，是被笔杆蹭出来的。我把手摊开，掌心朝上，看见掌心里那道被笔记本边角硌出来的红痕已经淡了一些，只剩下一道浅浅的凹印。 "不酸。"我说。 她从我手里把空碗接过去，碗底还有一层薄薄的粥底，她看了看，没说话，转身往楼梯口走。走了两步，她停下来，侧过身回头看了我一眼。走廊窗口漏进来的那一点微光刚好落在她半边脸上，她的眼睛在暗处亮亮的，像一小截被水洗过的炭。 "哥，"她说，"如果今晚上真的有什么事，你记完最后一笔就下来。我在地下室。那些药箱都搬下去了，纱布也有。" "我知道。" 她点了点头，转身下了楼。脚步声在楼梯上一下一下地响着，越来越远，最后被楼下的说话声和汽灯的嗡鸣盖住了。我重新蹲下来，把笔记本摊开，又添了一行字："她端了一碗粥上来。粥是热的。她的手是凉的。" 写完这行字，我把笔记本塞回内袋里，站起来走到窗口。街面上的灯笼比方才又少了两盏，不知道是被风吹灭了还是被人拎走了。夜色更浓了，浓得像一整块被揉碎了的墨，均匀地涂抹在所有东西的表面上。铁门外面那根横在地上的烧焦木头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只有那两根裹白布的十字架还能在暗处辨认出模糊的轮廓，比周围的夜色浅一个色号。 我在窗台边站了很久，久到夜风把我衬衫的前襟吹得冰凉。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猫叫，拖着长腔，像婴儿的哭声在风里被扯成了几截。我把窗子合上了。窗框合拢的时候，玻璃里映出我自己的脸，模糊的、灰白的，眼眶底下有一道深色的阴影。我盯着玻璃里的自己看了几息，然后转身走进走廊，朝楼梯下面走去。 后半夜换了两次岗。我睡在一楼大厅角落里的一张行军床上，合衣躺着，闭着眼睛，却没有真的睡着。每一次院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沙袋被挪动的摩擦声、铁门外的风声和偶尔一两声远远的喊话，都会让我的眼皮猛地一颤。我没有睁开，只是在心里数着那些声音的间隔，短的、长的、短的长的一起连着出现的，像一串散落在地上的珠子。 大约过了丑时三刻，一声闷响把我从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里拽了出来。那声音不脆，不炸，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被浸透了水的土里爆开。我猛地坐起来，行军床的铁架吱呀一声，旁边一个靠着墙打盹的年轻士兵也弹了起来，睡眼惺忪地朝门口看。 院子里有人在跑。脚步声急促而碎，踩在石板地上像泼了一盆豆子。我掀开薄被站起来，光脚踩在地板上，凉气从脚心蹿上来。我走到门口，门厅外面汽灯已经灭了，院子里只有几束手电筒的光在晃，光柱在暗处扫来扫去，像几根被风吹歪了的树枝。 "怎么了？"我抓住一个从我身边跑过去的身影。那人穿着法国海军的深蓝色制服，侧着脸，手电筒的光从他下巴底下打上来，把他的脸照成一张明暗分明的鬼脸。"围墙外面有人扔了东西进来。"他说，语速很快，法语腔的英语黏在一起，"是石头。包了火油布，扔进来的时候着火了。没烧着什么东西，但——" 他话没说完，挣脱了我的手继续往前跑了。我站在门厅门口，感觉到夜风里多了一种气味——焦油、烧过的布、还有一点若有若无的硫磺。我的脚底下是凉的，但后背却开始微微出汗。 我转身朝地下室入口走去。门开着的，台阶往下延伸，一级一级消失在暗处。我沿着台阶走下去，空气变得比上面更冷更潮，带着泥土和药水混合的味道。走到最下面一级的时候，我看见地下室角落的一张小桌边上亮着一盏煤油灯，灯火很小，只有一豆大的光，把周围一圈的地方照得毛茸茸的。樱子坐在那张桌子旁边，面前摊着一卷纱布，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把纱布裁成一截一截的等长条。 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头来。煤油灯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投在颧骨上两道长长的影子。她看着我，没说话。 我走到她面前，拉过一把方凳坐下来。凳子腿在地面上蹭了一下，发出轻轻的吱呀声。我把手放在桌面上，指尖碰着一卷纱布的边沿，棉布的质地粗糙而柔软。 "上面怎么了？"她问。 "扔了火油布包着的石头进来。"我说，"没烧着东西。" 她点了点头，低下头去继续裁纱布。剪刀在她手里一下一下地合拢，咔、咔、咔，每一剪都切得整整齐齐。她裁完一卷，把那一截一截的纱布叠好摞在桌角，然后伸手去拿下一卷。 "樱子。"我叫了她一声。 她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来看我。煤油灯的火光在她眼睛里跳着，两个小小的、颤动的亮点。 "你腰上那块淤痕——"我停了一下。喉咙里那枚铁钉又卡住了，这一次我没有咽下去，就那么让它卡着，让它在嗓子眼里硌着。"不是搬药箱磕的。" 她看着我。她看着我大概有三四息那么久，然后她把剪刀放下了，刀刃合拢搁在纱布卷旁边，发出一声极轻的"嗒"。她把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手指头摊开了，指甲边缘被煤油灯的光照得浅浅的。 "两年以前，"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那盏煤油灯芯烧出来的那一点细烟，"在长崎，你问我后背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我说是摔倒撞在门槛上。你没再问。" "我——" "那不是门槛。"她说，"是当时我要跟着英国传教士来北京的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拿棍子打了我一下，打在肩胛骨上。我只挨了一下，没有第二下，因为他打完之后就转过身去，没有再回头看我。" 我的手指在桌面上蜷紧了。纱布卷的棉线被我的指甲掐进了一截。 "这次这块淤痕，"她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看着桌面上那摊纱布的边缘，指尖在纱布的接缝处轻轻摩挲了一下，"是前两天在延寿寺街诊所门口，有人来敲过门。不是来看病的。李慕白去开的门，说了几句什么，关上门之后他脸色不对。我问他怎么了，他没说。那天晚上我回住处的路上，拐角处有人用棍子顶了我一下。没使全力，就是让我知道——是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也知道我在做什么。" 她说完这句话，把那只抚着纱布接缝的手收了回去，搁回桌面上，十指交握，指节并拢。她的呼吸很浅很匀，像一池被风吹过之后慢慢平复下来的水。 我坐在她对面，煤油灯的光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画出一小圈温暖的圆。我的嗓子眼里的铁钉还在那里，但我不觉得卡了。它就那么待着，像一枚被嵌进木头里的钉子，不太疼，可你知道它在那儿，它永远都在那儿，把这个时刻和两年以前那个秋夜、和长崎那扇紧闭的门、和她肩胛骨上那道同样淤青的伤痕钉在了一起。 "樱子。"我的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要低一些，像从很深的井底浮上来的一样。"李慕白前天晚上走的时候说'如果明天这个城还在，我再回来'。他说的是'这个城'，还是别的什么？"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头看着自己交握的十指，拇指的指腹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慢慢画着圈。煤油灯的火光跳了一下，她的影子在墙壁上晃了一晃。 "我不知道。"她说，声音很轻，像在说给自己听的。"但他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样东西。" "什么？" 她把手伸进腰间的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放在桌面上。那东西在煤油灯底下反了一下光——是一枚银白色的十字架，很小，大约一指长，链子断了，只剩下半截，末端没有扣环，光秃秃的。 "这是我在诊所的抽屉里找到的，"她说，"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他走之前我把它给他，说'戴着吧'。他接过去，在手里握了一下，然后放进了贴胸的口袋里。" 她把那枚断了链的十字架推到我面前，手指收了回去。十字架在桌面上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表面在煤油灯的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不那么刺眼的光。 我伸手把它拿起来。指尖碰到那枚十字架的时候，金属上还残留着她掌心的一点点温度。很小，很薄，但确实还在。 我把它握在掌心里，合拢手指，金属的边缘硌着掌纹。头顶上传来又一声闷响，比上一声更重，震得地下室天花板上落下来一小撮灰尘，飘在煤油灯的光圈里，像一粒粒极细的金粉。 樱子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那两点小小的灯火没有摇，稳稳地亮着。 "哥，"她说，"你把它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