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茶馆出来的时候，太阳被那层灰白的天幕挡得严严实实，只在云层的边缘露出一圈毛茸茸的光晕，像一颗煮过了头的鸡蛋黄。街面上起了风，却不凉爽，反而带着一股燥热，卷起地上的碎纸屑和干树叶，打着旋儿往人脸上扑。我低头快步走着，脑子里还在转着陈怀远最后那句话——"你妹妹不是小孩子了，她要去的地方，你拦不住；但你该去的地方，也别绕开。" 他说的"该去的地方"，指的就是西什库。 我本打算直奔延寿寺街去堵樱子，可出了茶馆往西走了不到一炷香，拐过宣武门西大街的街角，就看见前面乌压压聚了一大群人。人声嗡嗡的，像一窝被捅了的马蜂，中间还夹杂着锣鼓的响动，一下一下，节奏又快又急，敲得人心头突突地跳。我停住脚，踮起脚尖往前看——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里头隐约能看见一些红色的布条在晃动，有旗子，也有腰间的扎带，在灰蒙蒙的天色底下红得像一团团火苗。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气味飘过来，说不上是香还是焦，像是庙里烧的香和纸张烧过的味道混在了一起，又掺着一股子人身上蒸出来的汗酸气。 西什库。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还没走到教堂门口呢，隔着两条街就聚了这么多人。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贴着墙根站住，把身子侧进一扇半掩的院门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这个位置刚好能看见人群的动静，又不至于太显眼。我的手摸进西装内袋，指尖碰到笔记本的硬封面，把它抽出来半截，又停住了。现在还不是记的时候。先看。 那些人围着的是一片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座石砌的台子——不知道原来是做什么用的，也许是哪家的门墩石被人搬了过来，也许是巷口原本就有的一个磨盘底座。台子上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短褂敞着怀，露出胸口一撮黑毛，腰上扎着根粗红布带子，手里攥着一面巴掌大的铜锣。他每敲一下锣，人群就跟着喊一声"杀——"，那声音拖着长腔，像一把钝刀在石头上来回拉。我数了一下，锣敲了九下，那声"杀"也喊了九回，一回比一回高，最后一回喊完之后，人群里有几个人开始鼓掌，啪啪啪的，稀稀落落，像是在给台上的戏捧场。 我往人群边缘又挪了几步，借着前面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作掩护，朝台子中央看去。台子后面靠着一堵半坍的灰墙，墙根下蹲着几个人，三个扎红腰带的团勇，还有一个——一个老太太。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顿了一下。 那个老太太穿着件深蓝色的粗布褂子，头上裹着一块灰头巾，被两个团勇一左一右架着胳膊，半拖半拽地按在墙根下。她的脸很瘦，颧骨像两枚棋子一样顶着皮，嘴唇干瘪瘪地合不拢，露出一排稀疏的、发黄的牙齿。她的眼睛是闭着的，不知道是吓晕了还是故意不看。她的两只手被一根麻绳绑在背后，绑得紧，勒进了肉里，手腕那一截皮肤被绳子挤得鼓起来，紫红色的，像一条发胀的香肠。 台上的那个敲锣男人把铜锣往旁边人手里一塞，转过身来，面对着墙根下的老太太，双手叉腰，声音又粗又亮："诸位老少爷们！今儿个咱们在这儿，不为别的，就为让大伙儿亲眼看看——吃洋教的人，是拿什么换那口圣餐的！"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在点头，有人在交头接耳，也有几个妇人别过脸去不看。我注意到前排站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大约三四岁，骑在她肩上，小手扯着她的头发，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根下那个老太太，下巴微微张着。那女人用手掌把孩子的脸往自己这边拨了拨，可孩子又把头转了回去，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一样。 敲锣男人朝墙根下的一个团勇使了个眼色。那个团勇点了点头，弯腰从脚边拎起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我看不清是什么，直到他把篮子里的东西哗啦一声倒在台面上，我才认出来。那是一堆烧过的纸片，边角焦黑卷曲，有的还能辨认出上面印着外文字母，密密麻麻的，排成一行一行。书页。烧过的书页。是从什么书或者册子上撕下来的，被人烧了之后又把没烧尽的碎片收集了起来。 "这就是洋教的书！"敲锣男人从台面上捡起一片焦黑的纸边，举得高高的，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们吃圣餐——把一块饼掰碎了，说是神的肉；把一杯酒分了，说是神的血。你们说，这还是人干的事吗？拿神的神当饭吃，喝着血当酒喝！这也就罢了，可他们还要拿咱们中国孩子的肉来换！" 他的话音还没落，人群里就炸开了一片叫声。"打死她！""洋婆子！""吃人的！"有人在往前挤，胳膊肘撞着胳膊肘，脚下的布鞋在石板地上蹭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旁边的那个货郎把扁担从肩头放下来，伸长脖子往前看，嘴里嘟囔着："啧啧，造孽。" 墙根下的老太太始终没有睁眼。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像在念叨什么。我听不清，但我看着她的嘴唇形状，隐约觉得那是在重复着同一个音节——不是呼救，不是哭喊，是一个我昨天在那户教民家的墙上见过的字。主。她在念"主"。一遍又一遍，快得像喘气。 我的手指在口袋里死死攥着笔记本的边角，纸页被攥得皱起来，边缘在掌心里硌出一道红印。我该怎么办？上去拦？我算什么身份？一个刚来北京四天的日本记者，冲到一群义和团面前说"你们不能这样"——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可我就这么站着看？看着一个老太太被绑在墙根底下，被一群人在台上当众指控"吃孩子肉"？我的脚钉在地上，像生了根，挪不动半步。 那个敲锣男人又开口了，这回他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故作神秘的调子，像在讲一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诸位，你们别不信。前几日在南城，有教民家里搜出来一条小孩子穿的红肚兜，上头绣着祥云的图案——那肚兜就是前两个月走丢的那个王家小孙子的！你们说，肚兜怎么会在教民家里头？就是他们拿孩子去换了圣餐吃！" 他说完这句，人群里有个老头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把那婆子拉起来！让她自个儿说！"紧接着就有好几个人跟着附和，"对！拉起来！" 两个团勇对看了一眼，然后弯腰把老太太从墙根下架了起来。老太太的腿已经软了，站不住，整个人往下瘫，两个团勇只好一人架着她一只胳膊，把她整个人悬着吊起来，脚尖勉强点着地面。她的头耷拉着，灰头巾滑下来半截，露出底下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团干枯的草。 我的胸口像被人用拳头擂了一记。那个老太太的脸我见过。就在昨天，在那间昏暗的土炕上，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嘴唇干裂，额头上还留着樱子探过体温时指尖的温热。她当时没有睁眼，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可现在我认出了她——她身上那件深蓝色的粗布褂子，左肩头有一块颜色稍浅的补丁，补丁的针脚和我昨天看到的那件晒在院子里的褂子一模一样。就是她。就是昨天樱子去给她看病、我靠在门槛上看她炕头那把断了两根齿的木梳的那个老太太。 我的胃猛地一抽，一股酸水从喉咙底下涌上来，我硬咽了回去，咬住后槽牙。他们把她从病床上拖下来了。昨天晚上陈怀远说那户教民家的门板上被画了白灰圈，今天早上那媳妇带着孩子跑了，老太太没跑——她跑不动，她连炕都下不来，她怎么跑？ 敲锣男人走到了老太太面前，用手里的锣槌抬起她的下巴。老太太被迫扬起头来，眼皮颤了颤，终于睁开了一条缝。我离得远，看不清她的眼神，但我看见她的嘴唇停住了——不念了。她看着面前那个敞着怀的男人，看着台下一圈一圈的人头，看着那些或兴奋或恐惧或麻木的面孔，她的嘴唇慢慢合上了，紧紧地抿成一条线，抿得发白。 "你说！"敲锣男人把锣槌往她肩头戳了一下，"你是不是吃了洋教的圣餐？你说！" 老太太没说话。她的嘴唇抿着，下巴微微发颤。 "不说？"敲锣男人回过头朝人群看了一眼，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黄牙。"不说就是承认了。老少爷们，你们瞧见了，这洋婆子自个儿都不辩解，那就怪不得咱们替天行道了——" 他说到"行道"两个字的时候，我旁边的货郎忽然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我猛地转过头，那货郎用下巴朝右边努了努，压低嗓门说："先生，你腰上那是什么玩意儿？" 我低头一看——相机皮套的搭扣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铜扣子垂在外头，亮晃晃的，在灰暗的光线里反了一下光。我赶紧用手掌捂住皮套，把它扣紧，可已经晚了。那个货郎已经把扁担重新架上肩头，往后退了两步，离我远了一些，眼睛警惕地上下打量着我。 "没什么，"我说，"一个盒子。" 货郎没再说话，挑起担子转身就挤进人群里了。他走得急，扁担两头的筐子撞到旁边人的腿，惹来几声骂，他也不回头，三两下就消失在攒动的人头后面。我站在原地，后背贴着墙，掌心里的相机皮套已经被汗水浸湿了，皮子变得滑腻腻的。 台上的情形在这转瞬之间起了变化。老太太忽然开了口，声音低哑得像砂纸蹭木头，含混不清，但我隐约听见她说的是："主啊……"就两个字，然后那个敲锣男人猛地一挥手，一个团勇上前一步，揪住老太太的头巾往后一拽——头巾扯掉了，灰白的头发散开来，被风卷起几缕，在空中乱糟糟地飘着。 人群里响起了几道抽气声，但更多的是"好！""拉她走！"的呼喝。敲锣男人把手一挥，两个团勇架着老太太往墙根后面的巷子拖去。老太太的脚尖在地上划出两道浅痕，布鞋蹭掉了，光着的脚掌在石板地上擦过，留下两道湿乎乎的印记——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她被拖进巷子里，拐了个弯，我看不见了，只有那些红色的布腰带最后在巷口闪了一下，像一团火被吞进了黑暗里。 人群开始散开。有些人意犹未尽地站在原地交头接耳，有些人摇着头往家走，有几个小孩子追着跑进巷子里去了，被一个大人在后面大声喊回来。我的双腿这时候才恢复了一点知觉，我拖着步子从那个院门夹缝里走出来，胳膊上的汗毛一根根竖着，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贴住脊梁骨，凉沁沁的。 空气中那股焦纸烧过的气味又浓了一些。我朝着教堂的方向走了几步，转过一个弯，就看见了西什库教堂的尖顶。那尖顶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像一根刺，直直地扎进云层里，可是尖顶的轮廓边缘泛着一圈暗暗的红光——不是阳光，是火光。尖顶下方，教堂围墙外的一片空地上，堆着一堆东西，黑糊糊的，冒着缕缕白烟。我走近了几步，闻到那股气味更刺鼻了，焦煳的、酸涩的，像有什么东西被活活烧死在里头。 那是一堆书。烧了大半的经书残页堆成了一个小山包，还在冒烟，边缘的火星子偶尔被风吹起来，在半空中闪一下又灭了。书页的灰烬像黑蝴蝶一样满天飞着，落在石板地上、墙根下、人的肩膀上。一个穿灰袍的年轻人在火堆旁边站着，低着头，双手合在身前，嘴唇在动着，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我看见他袍角上沾满了灰烬，左脚边的地上有一小片水渍——是眼泪吗？还是汗水？他站着的位置离教堂的围墙只有几步远，围墙上方，教堂的那些彩色玻璃窗紧闭着，窗缝里透不出光来。 我退到了胡同口的一根石柱子后面，把相机从皮套里抽出来。我蹲下身，假装系鞋带，把相机搁在膝盖上，用一只手挡着镜头前的一片金属反光，慢慢旋着对焦环。我的手指在抖。相机沉甸甸地坠在手里，冰凉的外壳碰着掌心，我想起昨天晚上在客栈窗前看到的那片红光——当时我以为是粮店烧了。现在我站在这片红光的源头，才明白那烧的远不止粮店。 对焦环旋到了底，取景框里清楚地映出教堂尖顶、围墙、火堆、灰袍年轻人，还有围墙上那扇紧闭的侧门。门缝里有一道光——不是火光，是更亮一点、更稳定一点的，像是灯烛的光。我下意识地调整焦距，把取景框对准那道光。门缝很窄，大概只有两指宽，但透出来的光足以让我看清楚门缝后头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那个人影在门缝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我看不清面孔，只能从轮廓分辨出是一个女人——她的身形瘦高，穿着一件深色的衣裳，头微微侧着，朝门外这边看过来。她在看什么？看火堆？看那个灰袍年轻人？还是在看我？ 我的手指按在快门上，犹豫了一息。然后我按下去了。咔嚓一声，很轻，被风声和远处的人声盖住了，但那个门缝里的人影似乎在这声音响起的同一瞬间动了一下——她朝门缝更贴近了一些，一只眼睛凑到门缝边上，直直地朝我这个方向看来。她的眼珠在门缝里闪了一下光，像一小粒被烛火照亮的玻璃。 我放下相机。那只眼睛还在看着我。隔着一整片空地，隔着冒着烟的经书灰烬，隔着教堂厚重的石墙和那扇只开了一道缝的铁皮门，那只看不见面孔的眼睛像一枚图钉一样，把我钉在了胡同口的石柱子边上。我甚至不确定她看见了我——隔着这么远，她可能只是听见了快门声，循着声音望过来。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太清楚了，像有人在漆黑的房间里点了一根火柴，直直地照在你脸上。 我直起身，把相机塞回皮套，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的腿蹲麻了，脚掌踩在地面上像踩着针尖，一阵一阵发刺。我刚迈出一步，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先生。" 我猛地转头。一个穿着灰褂子的中年人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手里拄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搭着一条半湿的粗布汗巾。他看上去很普通，黑瘦的脸，额头上几道深的抬头纹，眼神却不像一个普通的挑夫——那目光太稳了，稳得像一口看不见底的井。 "你拍什么呢？"他问，语气随随便便的，像在问今天吃了什么。 "没拍什么，"我说，"路过。" 他嗯了一声，眼睛从我的脸上滑到我的相机皮套上，停了半秒，又滑回来。"这地方不好拍照。"他说，"那些红带子的人看见了，会砸你相机。前几日有个大胡子洋人在教堂门口拍了一张，相机被砸了个稀烂，人也被推倒了，额头磕在台阶上，流了一碗血。"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圈，表示碗口那么大。 我喉结动了动，没说话。他看了我一眼，把扁担换了个肩膀，转身走了。他走路的步子很大，可落地很轻，后脚跟先着地，再稳稳地压下去，像一头在石头上走惯了的山羊。我目送他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有一只狗叫了两声，然后安静了。 我攥紧了相机皮套的带子，回头朝教堂的方向最后看了一眼。围墙侧门的那道缝已经合上了，门缝里的光也没了，像是那扇门从里面被人拉严了。只有那堆经书的灰烬还在幽幽地冒着烟，一片黑纸灰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儿升到了半空中，越飞越高，最后融进了灰白色的天幕里，再也看不见了。 我沿着来路往回走。腿还是有点发麻，每走几步就停下来跺一下脚，让血液流通。路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卖菜的挑着担子从身边经过，菜叶子上的水珠甩到我裤腿上，湿了一小片。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从我身后超过去，车上摞着四五只空木桶，桶壁上还挂着白色的浆渍——是豆浆桶，从哪个早点摊上收回来的。他的车轱辘碾过一块松动的石板，发出嘎吱一声，颠了一下，最上头那只桶晃了晃，差点翻下来。 我拐进一条窄巷子，想抄近路回客栈。这条巷子比西河沿还窄，两边的山墙几乎要在头顶相接，只留出一道狭窄的灰白色的天空。墙根下的水沟里流着浅黄色的污水，水面上漂着一片烂菜叶和一根鸡毛。我低头走着，忽然脚底下踢到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发出一声脆响。我停下脚步低头去看——那是一张纸，被人撕成了两半，一半扔在水沟边沿，一半被风吹到了墙根下。 我弯腰捡起离我最近的那半张。纸是厚实的，像是西洋的相纸那种质地，表面有一层滑滑的光泽，和中国的宣纸完全不一样。我把那半张纸翻过来，背面对着我——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端正，像是练过很多年的人写出来的："愿主保佑"。四个字，墨色已经有些泛了，边缘洇开了一小圈水渍，像是被什么液体浸过，可能是雨水，也可能是别的。 我把纸片翻回正面。那是一张照片的一部分——我手里这半张上头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是外国人面孔。男人的脸只照到了下巴和胸口，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十字架徽章。女人在他的旁边，半个身子露在画面里，一只手搭在男人的胳膊上，手指修长，无名指上戴着一枚亮晶晶的戒指。她微微侧着头，嘴角有一丝淡淡的笑意，眼睛看向画面的左侧——那里本来应该还有一个人，也许是孩子，也许是别的家人，可那部分被撕掉了，只剩下一条参差不齐的撕裂边缘，像一道伤口。 我蹲在巷子里，把这两半张照片拼在一起。地面上太暗了，我把它们托在掌心里，凑近了细看。拼起来的画面缺了一大块——照片中央偏右的位置被彻底撕没了，只剩下边缘的两个人。但我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一张全家福。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身边应该还站着什么人，也许是他们的子女，也许是一对年迈的父母。撕裂的边缘刚好从一个孩子的肩膀位置经过，我隐约能看见一小截衣袖的布纹，是浅色的，带细条纹，像是儿童穿的那种小洋装。 我的手指摩挲着那张被撕碎的照片的背面。在"愿主保佑"四个字的旁边，还有一行极细极小的字，像是用铅笔写的，颜色很浅，我凑到眼皮底下才看清——那是一串外文字母，我没辨认出是哪种语言，但最后两个字母我认出来了，是"n"和"a"。人名。这是一个人的名字的结尾。 我把两半张照片叠在一起，小心地放进了西装内袋里，和笔记本搁在一块儿。纸片贴着笔记本的封面，隔着衣料贴着我的胸口，我甚至能感觉到那两截断裂的边缘硌着皮肤，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你在记录这件事，可你记录下来的东西本身也是碎的，和手里这张照片一样，缺了一大块，你永远不知道被撕掉的那部分里有什么。 我走出那条窄巷，回到了大街上。天色比中午又暗了一些，那层灰白色的天幕似乎低垂了下来，压得人呼吸发紧。街角有一个卖烤红薯的铁皮桶，炉膛里烧着炭火，红光在桶口一闪一闪的，一个老汉蹲在旁边用火钳翻着红薯，皮已经烤得焦黑流油，甜香气混着炭火味扑过来。我站在桶前，掏出一枚铜板，买了一个最小的红薯。烫，捏在手里左右倒着，剥了皮，咬了一口，软糯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可那股味道咽下喉咙的时候，胃里却翻涌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涩。 陈怀远说"你妹妹要去的地方你拦不住"，他说得对。樱子今天一定去了延寿寺街，一定去了诊所，也许此刻她正站在那个歪脖子槐树底下给什么人换药，也许她正听着城西传来的锣鼓声抬起头来望一眼教堂的方向。我不知道。我手里攥着那个烤红薯，热乎乎地贴着掌心，可我的指尖是凉的。 红薯吃到一半，我忽然停住脚。街对面的一个招牌吸引了我——那是一块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济世堂"三个字，底下有一个箭头的符号，画得歪歪扭扭的。牌子挂在一户院门的门框上，院门半掩着，里头传出药草的味道，黄芪和当归那种干燥微苦的气息飘出来，和街面上的尘土味混在一起。我忽然想起昨晚樱子说过的另一句话，那句她没说全的话——她当时说"如果我回不来——你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她在哪里。她在延寿寺街的那间诊所里，门口有歪脖子槐树，窗台上摆着几排药罐，屋里弥漫着碘酒和草药的苦香，还有李慕白碾药时药杵碰着药臼的、笃笃笃的声音。 我把剩下的红薯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灰，朝那个"济世堂"的招牌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我转过身，迈开步子，朝着西边走去。延寿寺街在西城，我从宣武门大街穿过去，一路往西，经过顺治门的时候城门还开着，守门的兵丁靠在墙根底下打盹。我走过城门洞的时候，一个兵丁半睁开眼看了我一下，又合上了。 我在心里数着自己的步子。一、二、三——每一步都踏在石板上，每一步都离樱子近一些。可同一时刻，我也清楚地知道，我身后那两半张被撕碎的照片正贴着我的胸口，和那些我写下的、没写下的东西一起，重重地压着我的肋骨。